中国人对爱因斯坦的误读好几次，清晰地回想起过去跟着宗白华老师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时，在塔影湖光之间，关于爱因斯坦和莱布尼兹的谈话。近年来又看到了国内许多著述，特别是一些研究《老子》、《易经》、人体特异功能和中国古代科学哲理的著述中，往往引用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一段名言。殊不知，对于这段名言的误读，已经持续了20多年，并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好好纠正！人们引用的这段话标题为《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的发明》。原引文如下——“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爱因斯坦)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这段引文的出处是《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1976年商务印书馆初版。引述者(包括许多知名的学问家)以此作为“中国古代已经做出了西方科学两个伟大的成就”的证据，无不沾沾自喜。瞧，连爱因斯坦也说：“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这在引者心目中，就成了中国文明世界第一(至少是“领先”)的“铁证”!---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经常跟着先师宗白华教授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散步，一面自由自在地观赏周围的景物，一面随心所欲地进行哲理的交谈。当时我就向宗老师请教：一再被国人引用的这段爱因斯坦的名言，其真正含意究竟何在?宗老师坐在湖畔长椅上，凝视着绿水中的云天，提醒说：“明远，我跟你一样，对于这段引文也是有疑问的。爱因斯坦自己果真是这个意思吗?果真如引者认为的是颂扬了中国古代贤哲的伟大发现吗?我看，先不必匆匆做什么结论。你不妨直接到图书馆去查核原文，看看爱因斯坦的原话究竟是怎么说的?”不久，我在图书馆查到了原文，拿来跟宗老师一同阅读。经过仔细参照，爱因斯坦原话的最后一段，实际上应该翻译为：“如果这些发现果然做了出来，那倒是令人惊奇的。”原文根本就没有“在中国”几个字!这都是译者看错了原意，自以为是地硬加上去的；用北京话来形容，叫做“蛮拧”!由此以讹传传讹，造成中国人对于爱因斯坦坦的误读，一直绵延到今天。(关于这件事情，最近我还请教了《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之一许良英教授、和天文物理学家邹振隆教授，得到他们的首肯。)当年，宗老师一边在湖畔散步一边对我说：“中国学者历来有两种极其强烈的嗜好与习惯(或者可以说是本能)，就是模糊笼统和牵强附会。到了近代欧美学说输入中国，这种联想比附、随意发挥的习惯，更得到了用武之地。昨天以《庄子》来比附达---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尔文进化论，今天以《墨子》来比附卢梭民约论，明天又以《老子》来比附爱因斯坦相对论。似乎现代科学的许多成就，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生搬硬套、不可思议，自吹自擂、想入非非，实在令人又好笑又可气。我自己在年轻时代，五四运动时期，也曾经用魏晋佛理来比附康德哲学。现在回想起来，何尝不是中了这种模糊笼统、牵强附会的遗毒，沾染了一知半解、妄自尊大的恶习。”在散步中，宗老师又说：“中国学者必须克服一种坏毛病，就是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没有弄清事实，就草率地做定义、下结论。例如，很多学者人云亦云，津津乐道什么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电子计算机的原理来自《易经》……，这都是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典型。”关于“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也是中国人对于德国数理哲学家莱布尼兹的误读。我们知道，二进制数学不仅要具有“0”和“1”两个基本元素，还必须具有“进位制”和“运算法则”。所谓八卦只不过是一阴一阳的三重排列表示，即没有从0到7这8个数字的顺序对应，又没有二进位的表达方式，更没有加减乘除的运算法则，还远远谈不上什么“二进制数学”。至于把电子计算机原理归结到《易经》，那更是痴人说梦、莫名其妙、自欺欺人之谈了。宗老师进一步指出：所有这些误读，有一个心理学上的原因。就是不适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