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思想相当浓厚的古代，从庶民百姓到达官显贵，无一不坚定地认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中国科举史上，曾经涌现了数以百万计的举人和十多万名进士，而作为这个庞大知识分子群体之巅峰的“状元”郎，则是屈指可数。据考证，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科举状元孙伏伽开始，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止，在这1283年间，可考的榜数为745榜，共产生了592名状元(一说504人)，加上其他短命政权选考的状元以及各代的武状元，中国历史上总计可考的文武状元为777人。中国古代社会，“官本位”思想相当浓厚，从庶民百姓到达官显贵，无一不坚定地认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的直接功利目的就是入仕。自孔老夫子起，“学而优则仕”成了亘古不变的知识分子的奋斗之路。那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科学技术极不发达，还不可能出现一大批以科学研究为终生事业的专家。因而，苦读寒窗数十年，为的就是金榜题名，为的就是以文入仕，为的就是跻身宦臣，光宗耀祖。状元及第，不但是天下读书人的毕生追求，而且在百姓心目中也具有“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的巨大殊荣。一旦殿试第一，马上就由吏部考试任其官位，或翰林院修撰，或著作郎、秘书郎，或掌修国史，或做天子侍讲，从此也就步入了凶险难卜的仕途，开始了宦海沉浮荣辱的漫漫人生。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老其一生，终于登上了显赫的高位。如唐代，姓名可考的状元147人，事迹可考者29人，其中就有5位宰相、8位尚书一级的官员(含次官)。而清代，114名状元中，官位累至一品尚书层次的达20人之多。可以说，在官场努力升职，成为状元这一群体实现人生价值的至上追求。一介书生，考取状元实在不易。全国无数读书人，经过乡试、省试，最后到殿试夺魁，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宋代大文豪苏洵就曾发过“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的感慨。特别到了清代，考到白发满头仍然是个“童生”的不乏其人。四五十岁中进士，人们并不觉得他年龄有多大，“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就是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生动写照。如宋代共产生了118个状元，据《中国状元全传》载，其中生卒年可考者51人，其中20岁—30岁中状元者37人，占%，最小的18岁，50岁以上中状元者2人。清代共有状元114人，生卒年可考者54人，其中20岁—30岁中状元者19人，占35%，最小的21岁。50岁以上中状元者5人，最大的62岁。状元之路绝不易于巴蜀之道。唐代，进士科考试主要是三场，其后各代基本沿用下来。一场是贴经，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填空。主考官从诸子经书中选取一行，然后把其中的三个字贴盖住，让考生读出被贴的字是哪几个，其用意不过是考考生的背功，测试一下考生对经书的熟练程度。第二场考诗赋，每个考生作诗一首、赋一首，这一场极为重要。如唐开元二年(714年)赋试的试题叫《旗赋》，且规定必须以“风日---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云野，军国清肃”八字为韵。当朝状元李昂写了一篇27句327个字的赋，全文洋洋洒洒，文辞雄劲，用韵准确，在录取的27名进士中，名列第一。第三场考试策，就时务出个题目，让考生回答自己的见解，目的是想看看考生对治国方略的独到见解，以为国家选择治国平天下的英才。这三场考试都实行淘汰制，每场皆定去留。只要一场考不好，状元梦随之破灭。宋仁宗后，又对科考进行了修改，按策、赋、贴经、墨义的次序，让参试者并试四场，综合平衡后再定夺。考生考完后，由“读卷大臣”排出前十名，呈送皇上，最终由皇上根据个人评判圈定谁为“第一甲第一名”。所以说，能中状元者大多都是当朝才子。他们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或有良好的文化氛围，或有独特的天赋异质，往往具有众人称颂的绝代才华。如明代状元杨慎，“幼警敏，十一岁能诗，十二岁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十三岁诗名满京华，被诗坛领袖李东阳收为高足，十九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状元，成为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郎。在这七百多位状元郎中，也不乏平庸之辈。为数不少的人高中状元后，一事无成。他们性格怪僻，饮酒成癖，穷困潦倒，暮年凄惨。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