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群体事件”更佳解决办法2013年11月05日14:39：中国投资——专访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局首席社会发展专家斯考特·弗格森经济发展优先，环境和社会问题随后处理——这已经被证明是一种错误的发展方式，解决遗留问题要比事先合理的计划要昂贵得多文/《中国投资》杨海霞《中国投资》：近年来，中国一些大型投资项目引起了群体性事件。起初，这些事件是由对当地环境明显有害的大型项目所引起的，后来，一些本身合规的项目也引发了群众的反对，人们反对任何项目落户在身边。您怎么看这种现象？您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否是一个必经的阶段？斯考特·弗格森：首先，投资项目中可能会引发群体性事件主要有环境和社会两方面的原因。你谈到的现象更多是由环境原因引起的。而且这种现象在西方国家有一个现代俚语叫NIMBY(Notinmybackyard),中文意思是强烈反对在自己住处附近设立任何有危险性、不好看或有其他不宜情形的事物。具体到一些建设项目，人们对于项目建设或运营可能会引起的噪音、空气或水污染以及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故或污染物泄露带来的风险表现出的关切。管理好这些项目唯一的办法是尽可能探索多种方案，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技术、成本、环境、社会等），慎重比选出最终的方案。这就要求制订更好的计划来进行多方案比选并与当地社区充分协商以取得社区的支持。现在，有些社区不想垃圾处理厂建在他们的附近，而如果环保措施得到认可，另外一些社区可能会接受，因为项目会给社区带来就业和收入。其次，通过了环境或社会方面的批准并不意味着项目就得到了社区的支持。在中国，过去有些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在技术审查时并不总是考虑到当地社区的接受情况。类似的，有些项目在土地征用的预审阶段也主要是考虑是否符合土地利用规划而没有与受影---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响人进行更多的协商。所以，根据新的要求考虑项目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是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是仅仅依靠技术专家进行风险评价以及有限的社区协商是不够的。进一步来说，中国应该在决定最佳方案之前认真考虑多种备选方案，而不是先有一个技术最佳方案然后对其进行社会风险评价。再次，与环境评价和审批相比，社会保障方面并没有得到同样的关注，除了大中型水库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确要求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考虑征地拆迁以及其他社会风险，但是这些评价并没有像环境评价要求得那么严格，而且在项目是否推进决策时，也较少考虑社会保障方面的因素。亚行和世行从2004年起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合作研究以加强社会评价工作，但是转化为政策的进度较为缓慢。受影响社区和受影响人应被视为发展过程中的伙伴，项目的社会评价以及与受影响社区和受影响人协商应该进行的更为充分和彻底。在项目批准后再公开项目信息很可能会引起争议或冲突。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信息公开、透明、以及广泛协商对预防发生群体性事件非常重要。人们反对项目的原因有很多种，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对项目建设内容以及项目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是很了解。项目单位往往在宣传项目的效益方面花很多精力，而对于项目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愿意提及甚至回避。而当地社区和老百姓最关心的恰恰是项目可能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于是从各种非官方渠道打听消息。这些非官方渠道得到的信息有些是不完整、不准确的，甚至有些是虚假的。而且这些信息当中往往很少包括项目准备采取的减缓或补偿措施。最终因为信息不透明导致了人们对项目进行强烈抵制。而等到已经发生了抵制事件或被媒体曝光，项目单位被迫公布项目潜在的负面影响但又强调其减缓措施很有效。而此时，人们已经对项目单位以及他们公布的信息和减缓措施失去了基本的信任，甚至一些合规的项目也受到抵制。因此，尽早公开真实信息、详细可信的减缓措施以及广泛参与协商将会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同时也将有利于项目的顺利实施。事先规划利于获得社区支持---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中国投资》：不少国家已经经历了类似阶段，我们可以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