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不平等制度上的自由竞争——读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有感哈维的书中对新自由主义的宗旨描述可以简单理解为：在全球的视野下，没有任何国家的、民族的、文化的壁垒，每一个人或每一个企业作为独立的个体，根据其自身的能力，通过自由竞争获取利益并取得社会地位。竞争的大环境是全球化的市场，利益获取的多少凭借的是个体的能力，政府、宗教、社会团体等都不应当设置任何障碍以阻碍这种竞争的自由。这样的描述对于渴望自由民主平等的我们来说，看起是非常美好的。然而，自由、民主、平等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有时甚至是对立的。自由强调的是对个体利益保护，是个人意愿的表达；民主更注重群体的意愿；平等强调的是打破阶级、种族、性别、宗教的限制，寻求个人人格的平等。过于拔高其中一者的地位，就很可能会侵犯另外二者。如书中所说，理论上的新自由主义想要建立的社会是建立在虚幻的、乌托邦式的、完全开放且公正的社会基础上的，并需要尽力削弱政府这样强大的组织的调控作用。然而新自由主义在各个国家的推行，却恰恰是由于政府（本国的或外国的）的强力推动才得以实施的，这本身就是个悖论。其次，当自由竞争到一定阶段，由于个体能力的不同，必然出现分化；强者会掌握更多的资源、市场，弱者的生存空间将变得很小。在此基础上，强者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巩固自身的地位，扩大其自身的自由空间，会采取垄断、与政府联合、掌握媒体等一系列手段，而弱者的生存空间将会被进一步压缩，此时如果没有政府、工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的介入，那么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将会不复存在，强者自然而然成为新的权威阶层，弱者沦为被统治阶层。在一个已经不自由不平等的制度下自由竞争，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这是新自由主义施行中所产生的另一个悖论。西方国家，尤其指英美国家，由于其本国的国情导致他们的政要在同一时期选择了强硬的推行新自由主义化，虽然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但且不论对错，这是一种自主的，寻求解决自身社会问题的自救行为。而对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而言，推行新自由主义无疑是非常不利的，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环境，都不具备新自由主义化的基础。长达20多年的计划经济模式造成了经济、文化的倒退，与全球市场几乎完全隔绝，完全不了解国际市场运行的规则，在国际上没有盟友更没有话语权；民众的整体文化素养极低，没有任何有力的工人阶级团体可以为自己谋利；权贵阶级是一个固有的存在，党的高层牢牢掌握权力、资源，并有种种制度上的优待（用国家的钱养一批服务人员：保姆、司机之类）。在这样对外弱势，对内权威阶层绝对强势的基础下，贸然新自由主义化必将会导致更多的不平衡。邓小平政府的改革开放其初衷也许并非如此，但正如书中所说，中国社会最终还是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走向了新自由主义，并最终成为一个权威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融合的社会。起初，可以说中国是利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化的需要，使自身很快的融入了全球市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更多的资源，广阔的潜在消费市场甚至为数众多的资金。但在融入全球市场后，又不可避免的被卷入进新自由主义化改变之中。中国的平民阶层成为了一群既要被本国的权贵阶层压榨剩余价值，又要为发达国家的内部矛盾买单的可悲存在。在这种没有话语权的社会中，中国的平民阶层既无法采取有力的反抗措施为自身争取利益，也不懂得如何有效的去争取，因此跳楼、自焚、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在近年来屡屡爆发，这都是不平等的社会制度造成的，而在这些事件中，受到最大伤害的却仍然是最普通的无辜平民。以上都是泛泛而谈的内容，那么下面我想结合自身的经历以及所见所闻来谈一谈新自由主义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利弊。首先从我的家庭生活来说，作为一个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一直生活在大中型城市的居民，我亲眼见证了邓小平政府改革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职工工资增加、国企改制、大规模的裁去企业冗员、个体经济的兴起、职工股的购买、家庭的闲余资金投入投机（投资）市场、消费观念的改变、房产的私有化以及债务文化的兴起，我的家庭或多或少都参与其中。我们的生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