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杰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贡献聂焱王希杰在历时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对中国理论语言学尤其是修辞学做出了不少杰出贡献，这些贡献主要反映在：（1）语言观（2）修辞观（3）理论体系（4）方法和方法论原则（5）科学精神等方面。一、完整的语言观“在科学研究中，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门科学的每一次飞跃发展，都是从对于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的新的本质特征的发现和揭秘开始的。”[1]语言学的每一次飞跃发展也是如此。是否有一个全面而正确的语言观，是能否科学地研究语言及其相关门类科学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能否构建起科学的语言学理论大厦的关键。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即使是作为现代语言学鼻祖的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的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体系”的著名观点，也还是把语言看作一个有序的、确定的、必然的、线性的、静态的、封闭的系统。这些观点，虽然有助于认识语言，但其致命的弱点是漠视了语言的主体功能，为语言构筑了一座象牙之塔。而王希杰则在继承索绪尔的语言是“交际工具”、“思维工具”“符号体系”等说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语言，提出了一个全面、完整的新的语言观。按他自己的话说，这个语言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方光焘）[2]他在《修辞学新论》和《修辞学通论》中都给“语言”下了一个基本相同的能够全面揭示其本质的完整定义：语言是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工具、交际工具、文化载体的一种复杂的开放的、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和非体系特征的、处在不断地从无序向有序运动过程之中的、动态平衡的、多层次的音义相结合的符号体系[3]。这样的定义明显地“强调了语言同文化的关系、语言的自我调节功能和语言的动态平衡性”[4]，也强调了语言的开放性、非体系性，同他人的认识相比,是对语言本质认识的重大转变和提升。（一）语言是人类文化的载体语言记录人类历史、反映人类文化，是人类文化的载体，这一点虽然早被人们认识，然而把语言看成是文化载体，并在语言定义里特别提出、明确加以阐述的当首属王希杰。他说“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创造物之一的语言，本身也是文化的一个部分。”“但语言又本质上区别于其他文化。这表现为它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它记录了人类文化，它本身就是一个人类的文化世界。语言和文化是相互影响制约的。一方面，文化影响制约着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语言也影响着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任意的符号系统，一味强调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无法解开人类的语言之迷的。”[5]要真正揭示人类的语言之迷还应当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来入手。“语言是信息的载体，语言本身就是信息，这信息就是民族文化的积淀。”[6]“语言的生命在于交际，交际活动能力便是语言的本质所在。”[7]“交际活动是一种文化现象”，[8]一个完整的交际场合是由语言世界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组合而成的。在语言世界和物理世界之间，有一个文化世界，正是文化世界决定了语言的多样性，语言的本质就在于它与文化的相互联系与制约之中。既然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语言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因此语言的运用就只能在文化背景之中进行，语言材料只有同文化背景协调一致才能够达到好的表达效果。”“既然语言是文化载体，那么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共变关系乃是语言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联系民族文化来研究民族语言乃是语言研究中的一条重要的方法论---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原则。”[9]这些观点都深刻地揭示了语言同文化的关系。（二）语言处在不断地运动过程中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不仅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活动，是人类的一种无限的积极的精神活动。它不仅是思维活动进行创造性综合的结果，同时也是思维活动的工具，它力求把思想变成思维的表达者，因而，“语言永远不会有静止的时候”。[10]从历时的角度说，从它产生后，就开始了其不断变化的历史。“语言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处在不断运动、不断变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