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若干思考□陈虎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是我们党根据国家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化，适时作出的一项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重大决策，它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我们党的执政方式，是从建立革命根据地时期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党在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进程中，不断认真总结经验，从而形成了对整个国家政权实施领导的基本思路。这一思路，经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的系统总结，奠定了我们党领导整个国家政权的基本政治架构。解放后，党的这一执政思路转化为活生生的执政实践。在学习借鉴“老大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过程中，在越演越烈的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持续政治运动中，我们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不断得到“强化”，最终“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329页）而国家权力机关的功能和作用则日益弱化，甚至一度被完全弃置一边。在领导体制层面上，集中地表现为行政、经济、文化组织和群众组织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领导机关，基层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机关；在具体运作层面上，表现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处于实际工作第一线，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体制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严格明确的规定。长期以来，我们党实行的这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包揽国家事务的一元化执政方式，既同党的指导思想上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也同实践中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上层建筑的客观要求密切相关。由于这一执政方式的核心问题是“人治”，即邓小平同志所深刻揭示的，没有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结果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因领导人改变而改变，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因而，在这一制度下，一方面，使我们党和人民在政治上难以从根本上避免像斯大林那样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又愈益使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极大的束缚。（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也在探索中逐渐推进。这一改革的重大突破之一，就是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实现党政职能分开提上议事日程。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越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五大报告）“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设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这一体制客观上要求我们党彻底摒弃一元化领导的执政方式，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适时地实现从主要依靠人治向主要依靠法治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方式，从直接抓计划制订与实施、抓项目引进、抓技术改造、抓生产进度等具体工作，转到主要就经济发展方向、发展规划、宏观调控等重大问题向国家权力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上来；从主要依靠政策、文件以及搞“运动”，到学会主要通过提请权力机关，遵循法定程序把自己的主张变为国家意志，然后又主要通过行政机关运用法律手段对国民经济实施领导的转变。这种角色转换，远比让一个长期在运动场上奔跑惯了的足球运动员变为只能在场外进行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