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制度是创造者获取经济独立的权利宪章关键词:《窃书是雅罪》创造劳动文化产业内容提要:从哈佛大学安守廉教授的《窃书是雅罪》出发,分析和思考了中国知识产权界应当长期思考和认真研究的四大问题,提出了中国知识产权界学者应有的使命。创造不同于劳动。创造的独立性是个重大的问题,既是个逻辑问题,更是个事实问题,还可能成为回答知识产权正当性问题的基础。——刘春田哈佛大学安守廉(Williamp.Alford)教授的《窃书是雅罪》一书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这不是一本大部头的著作,译成中文,不过十万字上下,但是对中国学界的影响却很大。书甫问世,就引起强烈反响,安守廉在中国也因此声名大噪。先是郑成思教授撰文商榷,批评安守廉否定中国宋代出现著作权保护的论点。随后,梁治平教授翻译了该书(当时书名译作《窃书不算偷》)的部分章节,在笔者主编的《中国知识产权评论》(商务印书馆)第一卷也有刊行。继而,李雨峰教授索性借用了该书第三章标题“枪口下的法律”,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书中的观点多年来也反复被中国知识产权的论著引用。最近,法律出版社又延请李琛妙手再造,出版该书的全译本,足见中国法学界对该书学术价值的肯定。从一定意义上讲,《窃书是雅罪》是一部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历史论纲。安守廉从一位西方法学家的角度,洞若观火,对中国的这段历史做了经济、政治、文化、法律上的梳理,正面提出了自己的评论,甚至对某些有违法治的现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批评。中国的读者对书中持论可能不尽赞成,学界对其主要观点也见仁见智,甚至至今一直有对该书的批评。这正好说明安守廉观点的影响,以及学界对它的重视。但是,从治学的角度,该书所运用的治史方法、治学态度,文中所显示的深刻思想、追求事实的科学精神,以及理性的力量,特别是有关知识产权的理论、历史、制度及其实践问题,都可以激发读者产生极大的兴趣。仅此就足以显示其思想的力量和学术价值,值得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关心的人一读。安守廉提出的问题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纲领性,对它们的回答关系着当下的中国法治,乃至整个社会的未来。我认为,至少以下几个问题值得中国的学术界长期思考和认真研究。一、四大发明的故乡中国为什么没最早出现知识产权制度这个问题虽是老生常谈,却难回答。需要通过艰难的考据和科学、理性的分析研究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这显非一日之功。郑成思主张的“版权伴生于印刷术的发明”,并坚持中国宋代就有著作权制度的观点,有其合理的一面。遗憾的是,他生前未及作出系统论证。安守廉则持不同意见,认为脱离当时社会的基本背景,仅靠印刷术这一因素,---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或古代典籍中的只言片语,不能断言唐宋有著作权保护。这一认识,反映了西方的历史观。按胡适的观点,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平心而论,知识产权制度形成的条件是复杂的,除去印刷术这一生产力要素外,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古代中国,既没有形成工业化的生产体系,也未出现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更不曾形成有独立经济地位和诉求的创造者阶层。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原始型态的“士”,自古以来,就是被赞助、被庇护的对象,是权贵与财势的附庸。.“食君之禄、死君之命”,一向是士人的忠实信条。如果说变化,充其量是由豪门权势分散“包养”的“食客”,转为主要是被专制皇权通过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统一包养的“士大夫”。“士大夫”阶层原本是皇权为遏止魏晋以来世家大族的豪强专权,在隋唐之际,通过科举制这一政治体系而形成的。作为精英政治的形式,士大夫的力量在两宋时期达到顶峰。他们与皇权之间经过长期磨合,双方关系趋于平衡和谐。元代以降,上述平衡被打破,士的地位大变,沦落到.“七娼、八丐、九儒”的地步。明清之际,皇权陡增,高度专制,不容自诩“以天下为己任”、“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士人任意纵论国事。科举制也成了皇权压制思想的工具。理学的兴起,束缚了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士大夫阶层逐渐失去独立性,发展成为皇权的附庸阶层。尽管16世纪后的中国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中国仍然是典型的农业社会。虽然一些士人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