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的主要争议问题ByKingWoodMallesonsonJune13,2012PostedinIntellectualProperty作者：矫鸿彬金杜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组2012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法》”）（修改草案）文本和关于草案的简要说明[i]，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被视为是中国对《著作权法》的首次主动修改。现行的《著作权法》是1990年9月7日由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于1991年6月1日起施行，曾于2001年和2010年进行过两次修订，均与世界贸易组织有关。2001年进行的第一次修订是为了满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对《著作权法》与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不一致的地方进行了修改或补充；2010年进行的第二次修订是为了执行世界贸易组织关于中美知识产权争端案的裁决，对著作权法进行的只涉及两个条文的小修改。此次的修改草案在体例、具体条款上有较大的修改，共有八章八十八条（现行《著作权法》有六章六十一条）。此次的草案中增加了作者的出租权和表演者出租权，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的播放权等内容，完善了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等制度，增加了实用艺术作品和“三步检验法”等内容，完善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广播权的界定，明确了视听作品、职务作品的归属，构建了著作权纠纷的行政调解，以及提高了侵权赔偿的标准（法定赔偿的上限从50万扩大到100万，对反复侵权者，赔偿额将增长1-3倍）等。据称，国家版权局收到的社会公众对修改草案的书面意见有400多件，微博上更有超过100万条的意见[ii]。其中，意见最集中、争议最大的是草案的第四十六条[iii]、第四十八条[iv]、第六十条[v]、第六十九条[vi]和第七十条[vii]，分别涉及著作权的法定许可、网络传播和集体管理的规定。主要争议问题之一：法定许可所谓法定许可，是指使用者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即使用其作品，但是必须支付报酬。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规定了教科书编写出版、报刊转载、录音制作、电台电视台播放等五类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法定许可的本意是要促进作品传播，但在实践过程中，著作权人获取报酬的权利却不能得到保证。正如国家版权局在关于修改草案的简要说明中所指出的那样：“从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二十年的实践来看，基本没有使用者履行付酬义务，也很少发生使用者因为未履行付酬义务而承担法律责任，权利人的权利未得到切实保障，法律规定形同虚设。”[viii]但国家版权局认为，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功能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目前该制度不成功的原因在于付酬机制和法律救济机制的缺失。因此，草案对法定许可制度着重从这两方面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增加了使用者事先备案、及时付酬和指明等义务的规定，如使用者不及时履行上述义务，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课以行政处罚。对于修改草案第四十六条关于“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在法定条件下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即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的规定，音乐界人士联名提出了强烈的反对，认为“3个月”时间太短，根本不足以收回成本，将会严重打击音乐原创---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积极性，会直接危及到唱片公司的生存，而且会认为其他音乐传媒推广企业（如电台）也会受牵连。但从草案来看，第四十六条的适用有明确的前提条件，即使用者要在按照第四十八条规定进行备案、指明等信息以及支付使用费的前提下才能够不经著作权人许可而使用其发表的作品。《著作权法》不是保护某一群体的利益，而是要兼顾著作权人、首次录制者和其他录制者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事实上，对音乐作品录制的法定许可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其立法目的是防止大唱片公司对音乐录制品的垄断，这是因为，大唱片公司往往要求词曲作者与之签订独家许可协议，以成为唯一有权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制品的公司，借以垄断音乐作品录制品市场，抬高价格。但目前草案中“3个月”的时间规定是否合理仍值得讨论，在确定这一期限时应充分考虑到录音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