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战后帝党全面向北洋发起攻击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日本海军击沉运输清军的英国轮船高升号于丰岛海面，中日甲午战争终于爆发；三日后的六月二十六日（7月28日）两国陆军也在成欢开仗，北洋海、陆两军，终不能避免与日军的一战，李鸿章之前最为担心认为必输的恶梦，最终还是成为现实。早在对日宣战前,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帝党重要成员张謇就向翁同龢建议,将李鸿章调往威海前线，而以湘系大臣接手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俾分淮系而制约之”。出于对李鸿章和淮军的疑忌,调湘军北来以分淮军之势,借以巩固京畿,而防内变,成为帝党一致的观点。抑淮崇湘也就成了帝党的一贯主张。帝党对淮军的攻击首先从质疑其战斗力开始。清流言官一直认为淮军畏缩惧敌并深恨痛之。1894年8月3日,丁立钧在条陈东事折中说“我军久顿牙山,不敢深入,以致敌人得手,肆虐藩畿”。8月16日,御史王鹏运在奏陈军务片中提到,“将牟未经战阵,遇敌胆怯,林泰曾、方伯谦其明验也”。同时调湘军等非淮系军队北来的计划在中日开战后就在逐步实施中。8月6日,陈湜奉令“募旧部勇丁数营,一俟成军,即行北上”。8月15日,翁同龢至友湖南巡抚吴大瀓自请带湘勇北上助战。8月21日,在籍布政使魏光焘奉令募刘锦棠旧部数营,即行北上。此外,清流中久负时望的疆吏李秉衡也由安徽巡抚调任山东巡抚,以参预北洋防务。此外清流派还多次请求调拨滇军、粤军等地方军队北来,以改变清廷倚重淮军之势。但问题在于，这些或临时招募或缺乏训练的部队，其战斗力与已经进入朝鲜的淮军，还有相当距离。帝党打击淮系的主要手段还包括点对点打击淮系文武大员。举凡淮军将领和北洋人物,除聂士成等个别人外,几乎人人皆遭弹劾。淮军陆军将领有叶志超、卫汝贵、赵怀业、黄仕林、卫汝成、龚照屿、孙显寅、刘盛休等；海军将领及有关人员有丁汝昌、方伯谦、刘步蟾、林泰曾、罗丰禄等；李鸿章的幕僚及主办北洋后方勤务人员如盛宣怀、胡燏棻、马建中等；李鸿章的亲属子侄如李经方、李经迈、张士珩等。御史李念兹甚至有“淮将除聂士成外,无一善良”之语。这些举动是帝党打击李鸿章的一种策略。开战之初，由于信息不同，最早的成欢之战虽然是清军小败，但国内在战后初期得到的消息却是前线大捷。据翁同龢记载“有顷高阳着力来告，牙山得捷音。……俞君实、樵野先后函告，二十三日牙军与倭鏖战，杀倭千余，我军亡百余，而倭添兵五千……夜得樵野书，北洋雇兵轮探仁川，知二十五、六牙军又捷，杀敌两千余，进扎距汉城八十里，可喜也。”但就是在这种一片大好，群情振奋的气氛下，帝党群臣受捷报鼓舞，连续递上的奏章更是集中攻击李鸿章。礼部右侍郎志锐、翰林院编修丁立钧这两位帝党重将，一一递折，丁立钧折再力批李鸿章调度乖方，请饬其戴罪立功，亲率大军，进驻威海；另一方面，又再次提起调湘军宿将刘锦棠带得力湘军二三十营北上。帝党集中攻击丁汝昌被慈禧太后瓦解在连续攻击李鸿章效果不佳之后，在平壤战役和大东沟海战爆发前，帝党转变了战略，转而进攻李鸿章之下的北洋次要人物。对北洋集团最猛烈的一次攻击集中在了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身上。宣战以来，丁汝昌因深知北洋水师是在无力与日本舰队决战，因此始终保证着舰队没有与日舰队主力交手。这正给了帝党攻击的口实。七月二十五日（8月25日），由长麟牵头，钟德祥、易俊、高燮曾，分别递入奏折。个人所论战事之重点虽不同，但目标都对准了北洋海军。其中易俊、高燮曾二人全力攻讦丁汝昌，引发激烈争议。翁同龢日记中记载道：易、高两折参丁汝昌，余、李公抗论，谓不治此人罪，公论未孚，乃议革职带罪自效。既定议，而额相犹谓宜令北洋保举替人，乃降旨，余不可；孙君谓宜电旨，不以明发，余---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又不可。乃列奏片，谓丁某迁延畏葸，诸臣弹劾，异口同声云云。……退时午正，极费口舌，余亦侃侃，不虑丞相嗔矣。此日翁同龢积极表现，带头倒丁。翁同龢和帝党借整顿丁汝昌，以表达对北洋的强烈敌对态度，并表明其绝不妥协的立场。次日（8月26日），帝党对北洋攻势再起，余联沅攻李鸿章一味以洋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