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纽约不远，一个林木扶疏的老人公寓里，住着一对华人夫妇。美国邻居们不会想到，这两位耄耋老人有一重在华人看来比较敏感的身份：他们是汪精卫的女儿汪文惺和夫婿何孟恒。汪精卫与妻子陈璧君共生有六个子女，除了第五个夭折，其余都很长寿。这些子女多将往事尘封在心底，讳莫如深，唯一肯谈家族掌故和个人身世的，只有汪文惺夫妇。因为住得不远，笔者曾多次登门拜访，听他们细述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家国风云。长女曾在农场卖花汪文惺老人已经95岁了，她出生在法国。汪精卫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与陈璧君结了婚。他不肯当官，说推翻了帝制应该好好学些建设本事，夫妇俩与几个反清生死之交一起到法国留学，1913年春在那里生下儿子，1914年底又生了老二，即汪文惺。汪文惺是个早产儿，生下来只重三磅（约合1.3公斤），医生认为她随时可能夭折。后来，汪精卫夫妇回国协助孙中山，投入到跟袁世凯的较量中，看护女儿的责任，就交给了和汪精卫夫妇一同到法国留学的方君瑛、曾醒。汪精卫最信任的人，就是方君瑛、曾醒这几位。方君瑛是中国第一个在欧洲获得数学学位的妇女，曾醒是方君瑛四哥的遗孀，在日本留学时，参加了同盟会。他们三家关系密切。汪精卫长子名为“文婴”，就是为纪念方君瑛（婴、瑛同音），而汪文惺的得名，则是为纪念曾醒（惺、醒同音）。在他们的照顾下，汪文惺不仅没有夭折，后来还出奇地长寿，迄今身体健康，拄着拐杖到处走，经常出现在华人社区的各种讲座、展览上，随身的提包里总是放着一本《红楼梦》。她的性格很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年过八旬时居然还敢骑马。比她小一岁的丈夫何孟恒，本来身体更好，直到92岁，才在晚辈的苦苦相劝甚至软硬兼施下，放弃了自己开车。今年因为胃部动了手术，才不得已坐上了轮椅。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警醒了全国人民，尤其是热血学生。十几岁的汪文惺，正在江苏无锡念书，也与同学一起举着小旗，高呼口号，到南京国民政府门前请愿，要求抗日，要求惩治卖国贼。她懵懵懂懂，并未意识到自己怒火的对象，也包括自己的父亲——汪精卫那时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1934年，汪文惺和何孟恒订婚，1939年两人正式结婚。抗战胜利后，他们在香港度过了30多个春秋，先是办了一个小花卉农场。何孟恒是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毕业生，对于怎么让植物生根、抽条、开花，他有足够的本事。他俩回忆起那一段芬芳四溢的日子，还一个劲地乐。夫妇俩生了三个女儿，最初，汪文惺在家相夫教女，帮着料理农场事务。直到第二个女儿大点了，才出去学缝纫——这倒符合古话所说“男耕女织”的境界。然而，现实严峻：农场连年亏本，只好卖掉。何孟恒在小学教过英文，到香港人口登记局当过办理补领身份证的小职员，晚上则翻译英文小说赚几文稿费，还曾失业了10个月；汪文惺后来毕业于香港教育司教育训练班，在多所私立、公立小学任教，1970年退休。这个家庭度过了一段困难时期，直到何孟恒去香港大学植物系应聘，找到了与所学专业对口的饭碗，才算安稳下来。1981年何孟恒退休时，三个女儿已经先后赴美国留学、就业、成家，于是老两口也来到美国定居，一晃已20多年。替蒋介石挨了三枪汪精卫在政坛上大起大落，忽而上台，忽而下野，忽而远遁，忽而归来，不可能不影响到子女的命运。汪文惺夫妇经历的国事、家事像过山车一样令人头晕目眩、翻覆突变。两位老人晚年投入最多精力的，就是搜集、整理关于汪精卫的文物和史料。他们认为，汪精卫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坛风云人物，孙中山遗嘱的起草者和执行人，因其晚年行径“国人皆曰可杀”，致使其卷入的重大历史事件、牵涉的重要人物，以及折射出的社会内涵，很长时间在海峡两岸都成为“禁区”，没有得到深入研究。作为汪精卫的后辈，更作为许多事件的亲历者和目击者，他们有责任提供翔实可信的史料。在汪文惺帮助下，何孟恒写出了一篇篇回忆录，以及一部关于汪精卫与现代中国的专着手稿。比起担任过汪伪政权公职的哥哥汪文婴，他俩没有职务，回忆能够更超脱、客观；而比起弟弟妹妹，他们跟汪精卫的接触更多，史料更丰富。老两口首先谈到“刺杀”：“人们都知道，汪精卫的一生跟刺杀有‘不解之缘’。第一次是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