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中“女劳男逸”现象及其原因【内容摘要】在我国古代许多南方少数民族中，“女劳男逸”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女性不仅承担家务劳动，而且在社会生产劳动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而男性却显得无所事事。这与汉族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情形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深入探讨南方少数民族“女劳男逸”现象产生的原因，可以使我们了解两性在不同生产方式和经济条件下的地位与行为差别，从而进行分类、归纳，形成有系统的文化描述。这对我们研究民族史、社会史、妇女史等学科均有一定意义。【关键词】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女劳男逸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谈到人类的两性分工时指出：“最初，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它只存在于两性之间，男子作战、打猎、捕鱼，女子管家、制备食物和衣服”。这种情况是普遍适用的，但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许多情况却也是值得注意的。与古代汉族男性主宰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女性仅从事辅助性劳动的情况迥然不同，南方少数民族女性在社会生产劳动中扮演着至少不亚于男子的角色，不仅参与了几乎所有的生产活动，而且她们也广泛地参与了社会政治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中国古代南方少数中“女劳男逸”这一现象是由来已久，广泛存在的。(清)陆次云在《峒溪纤志》中记载：“其俗女劳男逸，勤于耕织，长裙曳地，白布裹头”。此类记载不绝于书，如：南宋晚期任官于广南西路的李伯曾记下了武缘、宣化风俗：“樵苏种获，与夫负贩趁圩，皆付之妇人，而为丈夫者，抱哺炊爨，坐守茅庐，盖其气力反妇女之不若。”(宋)周去非也曾记载当地民俗：“余观深广之民，何其多且盛也。男子身形卑小，颜色黯惨，妇女则黑理充肥，少疾多力。城郭墟市，负贩逐利，率妇人也。”“为之夫者，终日抱子而游，无子则袖手安居”。嘉庆《增城县志》中也有记载：“惟婢仆及瑤蛋客民之妇，则终岁徒跣，视健步之男反过之。”这种情形与汉族妇女缠足、大门不出的情景形成鮮明对照。南方少数民族女性平等地参与了除狩猎以外地所有各项生产劳动，在生产领域起着重要作用。在农耕方面，在有些地区妇女成为农业劳动的主力。广西兴安等地，“男人炊爨，女人耕種”，“田種晚稻，不用牛犁，用鋤以挖”。贵州广顺等地“土人盖亦苗之一类也。男子以貿易为生，妇人则勤于耕作”。广东连阳“连邑风俗，懒惰成习，男不农樵，单靠妇女田间力作。”在有些地区是男女共同承担田间劳作。在鄂西“邑田少山多，男女合作，终岁勤动，无旷土亦无游民”。广西下雷等地，“春夏男妇耦耕，秋则斗酒只鸡，亲戚相劳苦，称淳俗焉。”这些记载说明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妇女成为当地农业劳动的主力，起到了至少不亚于男子的作用。在商贸领域，黎族、瑶族、壮族妇女等南方少数民族妇女成为商业贸易的主要人群，作用也更为突出。(明)顾岕在《海槎餘錄》中记载：“黎村貿易处，近城则曰市场，在乡则曰墟场。每三日早晚二次，会集物货。四境妇女，担负接踵于路，男子则不出也。”清乾隆时傅恆等人专修的民族图集《皇清职贡录》对南方少数民族妇女的商贸活动多有记载：“闻人民语辄趋避，畏入城市。……(妇人)常负藤囊，至墟贸易”这是对广东合浦县(今属广西)“莫徭”妇女从事商贸的记载；广东乳源县瑤妇“时有往来城乡，与民人市易盐米者。”增城瑤“妇女或携瓠貯茶以售于市。”灵山壮妇“往來墟市，必持雨傘而行。”曲江县瑤妇“能作竹木器舁，負趁墟以易盐米。”在广西，融县壮妇“时携所织壮锦出售，必帶竹笠而行”。临桂县瑤妇“时携竹篮趁墟”。乾隆《梧州府志·瑶壮》中提到梧州府各族“妇人跣足入市，与男子贸迁”；同治《乐昌县志·方域志》中记载：乐昌瑶妇“能跣足登山，亦常负物入市”；除此之外，南方少数民族妇女在纺织方面也是当之无愧的主要劳动力。宋元之际著名的黄道婆就是从黎人那里学习到的纺织技术的。湘西苗女“性喜彩衣，能织纫，有苗巾、苗锦之属”。靖州、通道等处“青苗”，“能绣蛮锦、花巾”，“永順、保靖等处土人，妇勤于纺织，土绫、土布，民间亦多資之”鄂西“妇女善纺棉，不善织布，乡城四时纺声不绝”，“五月，麻熟，群讴而绩之成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