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改革思潮——五十三年前的思想论争启之【专题名称】影视艺术【专题号】J8【复印期号】2009年08期【原文出处】《电影艺术》(京)2009年3期第114～122页【英文标题】TheFirstTrendofReforminNewChinaFilmHistory:TheIdeologicalControversyin53YearsAgo【作者简介】启之，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内容提要】本文所说的半个世纪前电影界的改革思潮，来自于1956年10月到1957年6月的鸣放。在这八个月的鸣放中，社会各个领域提出的问题，保守与改革的思想交锋是最有思想含量和历史价值的内容。本文的重点是叙述中国电影界在这八个月中的思想动向。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三十年来电影界的变化是巨大的。在庆贺成绩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问一些最基本的也常常被忽略的问题：电影界为什么要改革？它改的是什么？不管我们对这些问题做出怎样的回答，都应该记住，半个世纪之前，电影界就已经涌现出了改革的思潮。电影人当年提出的建议、思路、理念、方法成为后来电影改革的先声。换言之，后来的电影改革汲取了前人的智慧。尽管前人得到的是与后人完全不同的结果。本文所说的半个世纪前电影界的改革思潮，来自于1956年10月到1957年6月的鸣放。在这八个月的鸣放中，社会各个领域提出的问题，保守与改革的思想交锋是最有思想含量和历史价值的内容。本文的重点是叙述中国电影界在这八个月中的思想动向。比起其他领域，电影界似乎更富有戏剧性，它演绎的不是一放、二收、三整的三部曲，而是一放、二收、再放、再收、大整特整的五幕剧。本文谈的只是思想交锋集中的前三幕，后两幕另文撰述。一、领导带头，业界响应从1956年年初开始，中共中央在文艺界组织、策划了一系列推动“双百”方针的活动。①作为各次政治运动的重灾区，电影界积重难返。直到是年9月11日，《大众电影》才打破了沉寂——发表了三篇关于讽刺喜剧《新局长到来之前》的文章和吕班的拍片感想。②影评者小心翼翼地谈到影业的“清规戒律太多”，导演吕班承认他心中有着无数的“怕”。这个试验气球放出之后，电影界重归沉寂。为了推动鸣放，10月26日，文化部电影局召开制片厂厂长会议，“重点讨论贯彻‘双百’方针，改革电影事业体制的问题”③。两天后(10月28日)《中国电影》创刊，“编者的话”中道出了创刊宗旨：“编辑部尊重百家，只要求文章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不要求和编辑部的意见相一致……我们希望自此开始，电影界一扫过去的沉寂空气，进入深入的、认真的科学研究。”同期还发表了署名文章，矛头直指《大众电影》。说它存在着两个严重的缺点：一是“缺乏原则性、战斗性”，“对影片是‘上映之前言好事，演完以后降吉祥’”，采取“歌颂有余”，“一律乱捧”的态度。二是“空洞的教条主义，从概念到概念的文章，在刊物上占了很大比重”④。一个初创的刊物对另一个刊物进行如此严厉的批评，显然不是个人行为。更明确的信息来自这一期上的四篇文章，其撰稿人——电影局局长王阑西、副局长陈荒煤、上海电影公司总经理袁文殊、《文艺报》艺术部主任钟惦棐的阵容，显示了主管部门贯彻“双百”的决心。可以说，业界真正进入鸣放状态是从领导的言传身教开始的。这四篇文章的内容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宣传“双百”方针，二是批评电影界存在的问题。王阑西承认：“电影工作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影片质量不高、数量不多”，主要原因在“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⑤陈荒煤弹出了“今不如昔”的调子：“在现在为止，我们的艺术片的年产量也还没有达到解放以前的数量，影片的质量也不很高。”主要原因在于领导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⑥。袁文殊狠批各种清规戒律，呼吁思想解放。⑦领导的以身作则，为业界的鸣放树立了榜样。但掀起鸣放高潮的并不是专业刊物，而是《文汇报》。1956年11月14日，《文汇报》发表短评：“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短评说：“像上海这样一个有六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一直是电影事业比较发达，观众人数又很多的地方，但有些国产片的上座率却十分低落。”“一般国产片的上座率在30％到40％左右，有60％上座率的影片，已经很难得了。”短评希望读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