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采访者：您对中国共产党也有着较深入的研究，尤其是您2008年出版了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专著《中国共产党：萎缩和适应》，对1989年以后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积极、客观的评价，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主要观点。沈大伟：我认为，在过去20年里，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个自我反省与吸取国外教训（吸取国外其他政党和政府的教训）相结合的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具体而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灾难性解体，令中国共产党内部深感不安，但它通过仔细研究这些政府解体的原因，把这种不安转化成了一种积极的东西。我在书中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从这项研究中得出的许多结论，而其中一些最重要的结论包括：执政党要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不能教条和僵化；要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不要(像苏联那样)因为过度投入军工企业而导致经济畸形发展；不要奉行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外交政策；要通过一套正式的退休制度定期更换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人；要让执政党的构成反映出社会的构成以及社会中新出现的阶层(例如私营领域)；允许知识分子发挥创造力，为社会作贡献；保持对军队和安全部门的严密控制。中国共产党还从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吸取了别的“教训”，但上面这些在我看来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没有让自己局限于研究前社会主义国家，而是真正放眼于全世界的各种政治体制，学习可能对中国有用的东西。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加强建设执政能力的任务，是对中国共产党吸取教训和适应新环境过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总结。因此，中国共产党现在在政治领域所做的事情正是中国在其他每一个改革领域曾经做过的事情——有选择地借鉴国外经验，将有用的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文化、科技、军事、教育和改革的其他领域都是这样做的——现在在政治领域也正在这样做。因此，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正在逐渐变成一种统一的混合体制，将东亚新专制主义、欧洲社会民主、拉美社团主义等要素与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列宁主义政治体制相结合。采访者：您在书中还对近20年来西方政治学、历史学领域一些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观点作了详细介绍，请您对西方的中国共产党研究作一评价。沈大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主题。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专门研究越来越少，《中国季刊》或其他外国杂志上很少有专门研究中共的文章。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问题，如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机构组织、高层领导、党的历史等在国外引起的关注度是不一样的。相对来说，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于理论方面的兴趣相对于五六十年代来说要小得多，五六十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毛泽东思想最感兴趣。从80年代到现在，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的兴趣逐渐淡化，他们往往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提法多是口号性质，没有实际内容。采访者：为什么，他们不是很关注中国的意识形态吗？沈大伟：我个人觉得中国政治文化是口号政治。在中国，口号政治、理论、意识形态等内容非常重要。但是国外学者不太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他们重视对中共组织机构方面的研究。西方学者认为，中纪委、中宣部、中组部、中联部、统战部等五个部委控制着中共的大部。掌握着中共权力的是这五大部委，而不是中共的思想和理论。国外学者注重研究中国共产党组织机构的起源、变革以及如何运转、工作。我对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培训比较感兴趣，我多次有机会到中央党校访问，并去过浦东干部学院和国家行政学院，这些旨在培训中国各级干部，使之掌握行政管理知识的努力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中国共产党通过全国1800所党校、1500所行政管理学校和800所社会主义学院等院校对干部进行大规模在职培训，我希望美国也能有这样的体系。2009年1月我在《中国季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共党校系统的文章《培训中国的政治精英：党校系统》DavidShambaugh，“TrainingChina’sPoliticalElite:ThePartySchoolSystem”，TheChinaQuarterly,Volume196，Jan2009。，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密集的党校系统，指出它们作为培训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