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给予我们的力量——摘录于李永鑫著的《月冷西湖》序人格最高贵的部位，也是最悲剧的部位，而悲剧的结束总是毁灭。毁灭了一个王朝，毁灭了一种理想，毁灭了全家生命，但留下的却是一种操守，一种气节，一种很难以成败来衡量的精神力量。我们都有不要悲剧的愿望，然而悲剧客观存在。所以，不要回避悲剧，也不要对悲剧过于敏感，一听说悲剧，就感觉凄凄惨惨切切的，就以为这是哭哭啼啼或者令人消沉的东西。其实，这是表面现象。以某种非善即恶的观点来阐释历史悲剧，是对历史悲剧的表面认识。真正深刻的历史悲剧总是离不开包括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并从这些六根不净的尘俗生活中为悲剧带来生命的力量。因为伟人来自凡人，英雄也是俗子。真正深刻的历史悲剧总是与不幸联系在一起，但并不是所有的不幸都构成悲剧。只有当个体的不幸超出个体自身时，它才能向悲剧靠拢。真正深刻的历史悲剧一般总会展现这种景象：“忽喇喇如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然而，大厦将倾而未倾而又终必倾，烛火将灭还未灭但又终必灭。你盼望大厦倾并努力为之，它却未倾，你希望大厦不倾并努力为之，它却必倾；你盼望烛火……它使人们包括悲剧主体深刻体验到反抗、抗争的艰难、沉重、壮丽，但又终未看到抗争的希望，为了理想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最终又远离了理想。在这种景象中，总会交织着献身的努力，绝望的叹息，殉道的勇气，麻木的心理，专制的印记，诡计的阴险，权力的扬弃。其实，有的人虽生犹死，生不如死；有的人虽死犹生，死胜于生。有的人在死亡中走向沧丧，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有的人在死亡中返青，走向复活，走向创新，走向永生的彼岸。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由此上溯几千年历史之中的流星之美的点缀。我们探寻这些流星逝去的轨迹时，难道没有觉察出这些悲剧的演绎无不具有人性与兽性、法治与专制、民主与强权、理性与野蛮相抗争的创痕么？正是这些英雄之死悲剧的连续，才慢慢地警醒世界，振奋人类，促使社会走向文明、理性、科学、民主、法治进步。今天，这种进步是巨大的，可喜的。但远没有彻底完成。仍需要从这些悲剧之中得到启迪与警示：用道义提升人的精神，用法治来遏制恶的泛滥，用理性清除野蛮，用正义战胜邪恶，用光明代替黑暗。刘邦一破项羽，即迅速解除了韩信的兵权，如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味相同。代之建立文人为主体的政府，实现战时军事体制向平时文官政治体制转变。完成这种转变，并非不要武，而是文武合一，文武兼治；并非不要军队，而是消弭杀机，使军队限于保家卫国而不干预政治。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人民大众用这种极富有中华智慧色彩的转圈式语言解答了一道难题。英雄的出现，首先在于时势的营造，时代的呼唤。至于谁为英雄，则要看民族之灵魂、国家之精神、伟人之俊才、凡人之良品凝之于谁。世事艰难，人生多舛，是说人生少不了挫折、少不了坎坷。一个人想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必得承受起人生的挫折和坎坷。事实上，正是人生的艰难和坎坷，磨砺了人的意志，锻炼了有的筋骨，坚韧了人的性情，增强了人的能力，使人能担当起天赋的重任，成就自己人生的功业。古往今来，凡成就大事业者，莫不如此。常常困扰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遇上的难，是人生选择的难处，是人在两难甚至多难的境遇中，难以选择又必须选择的难。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做出取舍和选择的过程。正是不同的选择构成了不同的人生，不同的取舍赋予人生不同的意义与价值。我们今天评判的民族英雄，应该是这两种类型：一是中华民族之间在其对立斗争的历史时期内，代表被侵略民族一方正义斗争而涌现出来的英雄。二是代表中华民族抵御外部民族侵略的正义斗争而涌现出来的英雄。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英雄人物。孔子曰：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陆游说：邪正古老观大节，是非死后有分言。在民族英雄、爱国英雄的精神领域，民族气节、爱国情操极为重要。我们不要求古人忠于一姓、死于廊庙，但却要求一个人一定得铁骨铮铮屹立人间。古仁人志士，为皇帝尽忠而死，表面是忠于一姓，气宇轩昂，至今受到敬仰。世人敬重他们，不是敬其死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