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判定宋朝“没有思想禁区”是大谬不然大致以中唐为分界，中国历史在政治制度、经济构成、社会关系与思想文化诸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宋存世期间，外部环境基本处于北方强邻压境的态势下，先是1127年北宋亡于金朝，南宋被迫立国东南；1279年在与蒙元军队的崖山决战中，南宋最终覆灭。我们站在当下，倘欲理性地评价宋代，必先对两宋史作一概览。【两宋大势】公元960年，袭用五代武将拥兵问鼎的故伎，宋太祖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朝。开国后，由他亲手擘画，再经其弟宋太宗完善，形成了一系列制度规范，称为“祖宗家法”，为中央集权的君主官僚政体开出了新局面。他与宋太宗推行“先南后北”战略，借助战争或和平的手段，至979年最终平定了南北割据政权，完成了中原王朝的相对统一。自五代后晋起，作为中原王朝的稳固屏障，长城防线已南北易手转归辽朝掌控，宋太宗两度试图夺回，在雍熙北伐中终遭毁灭性打击，导致宋朝对北邻游牧政权产生了根深蒂固的畏惧心理，转而确立了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1005年初，宋朝遏制住辽军南下的势头，订立了“澶渊之盟”，以岁币为双方换来了长期和平。在其后与西夏的较量中，宋朝再处下风，仍以“岁赐”换和平收场。这种外交定式，也影响了南宋与金、蒙的折冲。经过立国前期恢复，自北宋中期起，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手工业领域出现了所谓“煤铁革命”，铁产量与冶炼术均居世界之首，煤的采用促成了工艺技术与城市生活的进步，手工业分工的细密化与专业化程度大为提高。冶铁技术的改进促成了农具革新，梯田、圩田、湖田等大量开垦，全国耕田额大幅度增加，传统农业发生了重大变革。城市也一改前代隔绝的格局，打通了商业区（市）与居住区（坊）的坊墙，取消了城郭区别与宵禁制度，实行开放式管理。这就促进了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经济性城市的转化，工商贸易与文化消费的成分大为增强。城镇化速度随之加快，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大中城市外围构筑了以县镇为拱卫的网络，市集则星罗棋布于网络末梢。城镇网络为城市社会的繁荣与市民文化的勃兴提供了平台，商品经济也随之飞跃。不仅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甚至文化消费，也都进入了流通领域，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型。11世纪初叶发行的“交子”，作为最早的纸币，标志着商品经济的总体水平。但宋初以来崇文抑武、守内虚外的国策，致使“冗兵”“冗官”与“冗费”积重难返，政府财政陷入困局。“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政策，也使小农经济往往濒临贫弱无助的破产境地，群体性兵变与民变时有发生。为解决这些问题，范仲淹促成了“庆历新政”，却以夭折而告终。宋神宗重用王安石，把统治阶层的自改革推向高潮。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以理财为重心，王安石推出了一系列新法，也取得了相当成效。但在应对改革力度与社会承受力、动机与效果、条文与执行、立法与用人等关系上，变法运动存在着一定的偏差，遭到不同政见官员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在适当微调、巩固新法后，宋神宗着手中枢决策和职官制度的改革，进而试图解决西北问题，但两攻西夏均告失利，抑郁而死。宋哲宗在位，先是“更化”派全面否定变法，继而“绍述”派继续推进新法，双方党同伐异，朝局反复折腾。宋徽宗继位，借新法之名，行聚敛之实，变法彻底变质；同时全面放逐异见派官僚，以期与蔡京等代理人独掌中央控制权。到其后期，一方面人口突破一亿大关，社会经济跃上新高度，城市繁荣尤其令人瞩目，形象展现在《清明上河图》中；但另一方面朝政日趋腐败，盘剥变本加厉，深层次社会矛盾逐渐凸显。宋朝决策者无视繁荣表象下的内在危机，与勃兴的金朝结盟夹击辽朝，却在军事行动中尽露马脚。金朝随即兵临东京城下，宋徽宗仓皇让位给宋钦宗。1127年发生靖康之变，北宋转瞬间崩溃式灭亡。就在徽、钦父子被掳北上当年，宋高宗以徽宗第九子身份即位南京（今河南商丘），成为南宋第一代君主。面对金军的凌厉攻势，他唯求自保，一路南撤。经南渡将领数年安内攘外，南宋方与金朝形成对峙之势，以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为行都，确立了偏安之局。但宋高宗一味乞和，在岳飞大军一再获捷的形势下，强令撤兵，向金朝贡币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