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反腐败与共产党的未来。：联合早报网，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中共的命运和反腐败息息相关。通过反腐败重建制度，通过反腐败寻求更有效的反腐败体系，只有这样，一个政党才能生生不息，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自中共十八大发动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以来，海内外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这场运动才会停止?每次抓出一些被视为“大老虎”的党政官员时，总有一些人认为反腐败运动应当结束了。当新的“大老虎”被抓时，又担忧未来会怎么样。实际上，考虑到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反腐败不应当有逗号，更不应当有句号。换句话说，反腐败应当是永恒的常态。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讨论反腐败的政治重要性。首先从政权内部运作来看，腐败往往导致政权自我击败和毁灭。腐败影响政权的治理能力和效率。为什么需要政府?任何时候，政府必须提供和维持公共秩序，这是最低限度。在现代社会，政府还必须向社会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尽管不能把政府(government)等同于国家(state)，但政府无疑是社会中最重要的国家制度。如果这一国家制度腐败了，对国家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如同任何社会群体，党政官员也需要激励机制。但如果社会不能有其他的制度和方法来激励官员，而腐败成为激励党政官员的手段，或者依靠腐败(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来激励党政官员，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政府就会自行解体。中外历史上，这种情形枚不胜举。其次，腐败导致执政党及其政府合法性的流失。无论是政党还是政府都是治理社会的有效组织。要对社会进行有效治理，政党及其政府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也就是社会自觉接受执政党及其政府的统治和治理。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合法性有很多资源，例如社会秩序的维护、经济的发展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等等，但不管如何，一旦腐败蔓延于执政党及其政府，或执政党及其政府被社会成员视为是腐败的，其合法性就会流失。即使其它方面做得很好，只要在人民眼中是腐败的，也不会有很高的合法性。不仅如此，腐败也会促成政府演变成学术界所说的“掠夺性政府”。在任何社会，因为人性的贪婪，腐败是没有底线的。腐败一旦盛行，官员就会想方设法去向社会成员掠夺财富。因此，腐败轻则造成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严重对立，重则导致自下而上革命形势的形成。结果，政权要不被推翻，要不实行专制控制。第三，腐败往往趋向于形成寡头政治，也就是中国官方所说的“团团伙伙”。一旦寡头政治形成，就会对整个执政党和国家构成致命挑战。从这次所已经查处的“团团伙伙”来看，寡头政治的形成已经是不言的事实了。无论是周永康、令计划还是军队里面的徐才厚和郭伯雄，所形成的“团团伙伙”不仅是从中央到地方的网络，更是横跨中央多个部委的网络。这些大都是腐败的寡头，在内部通过买官卖官或者不正当的政商关系等途径形成。这些腐败的圈子在不长的时间内，不仅越来越大，并且也越来越无法无天。更为严峻的是，随着财富的积累，他们的政治野心也越来越大，开始干预执政党及其政府的运作。腐败导致政治寡头中国并非特例，很多国家也经历类似的情况，例如叶利钦---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时代的俄国和今天的乌克兰。腐败的政治寡头也可能造成西方所谓的“民主化”，即寡头之间的政治竞争，但这种民主是哪一个国家都会竭力逃避的。一旦发生，就会变成人们恨之入骨但又去之不掉的政治肿瘤。既是目标也是手段正是因为腐败会导致中国官方所说的“亡党亡国”，反腐败运动本身就成为目的。腐败已经发展蔓延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如果不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实现“治标”，做其它任何事情(包括“治本”)也会显得无济于事，不会有什么效用。这也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发动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的最大理性。不过，在实现了这个初始目标之后，反腐败运动又表现为手段，即实现其它目标的有效工具。只要中共是具有使命感的政党，这种反腐败运动就不会有结束的一天，而是常态化的政治行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反腐败可以说是中共实现“四个全面”的起点。“四个全面”即全面实行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尽管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