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近代激进与保守主义的关系——基于杜亚泉相关思想的研究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两大思潮，对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杜亚泉作为保守主义的重要代表，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将以杜亚泉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杜亚泉和陈独秀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论战以及杜亚泉政治思想的转变过程的梳理，来分析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复杂关系。（一）杜亚泉和陈独秀的论战杜亚泉和陈独秀的论战主要围绕对东西方文明的不同看法而进行，通过对东西方文明特点的不同认识上，两人在评价与对待东西方文明以及构建未来中国的文化方面产生了截然相反的观点，论战由此展开。关于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方面。1915年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指出，东西民族的根本思想各成一体，二者存在很大差异：西洋民族以战争、个人、法治和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则与之相对的分别以安息、家庭、感情和虚文等为本位，1因此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不能相容的。而杜亚泉则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中指出，东西社会的差异是由于各自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不同，进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在杜亚泉看来，东西方具有各自的文化特质：西洋社会是动的社会因而产生动的文明，东方社会作为静的社会产生了静的文明。陈独秀和杜亚泉在东西方文明差异方面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两人对东西两种文明的不同态度。通过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陈独秀赞扬了西方文明中勇健好1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载《新青年》，1915年12月1卷4号。---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斗、崇尚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力、专任法治等特性，认为其对推进国家强盛和社会进步有着积极意义；而对“尚安息，恶斗死，宁忍辱”的民族性和重家族宗法的习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认为“凡此种种恶风，皆以伪饰虚文任用感情之故”。2杜亚泉则认为，东西方两种文明之间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东西文明的性质不同但不存在程度上的差别，“当两种文明接触之时，固不必排斥欧风，侈谈国粹，以与社会潮流相逆。第其间所宜审慎者，则凡社会中，不可不以静为基础，必有多数之者，乃能发生少数之动者。”3在杜亚泉看来，应该用中国传统文明来弥补西方文明存在的不足，可见他是以中国传统文明为其落脚点的，只有在守住传统文明的基础上来吸收西方文明的有益成分。由对东西文明的不同态度出发，杜亚泉和陈独秀分别就能否调和与统整东西文明提出了不同的主张。杜亚泉1917年在《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一文中指出，“东西洋之现代生活，皆不能认为圆满生活，即东西洋之现代文明，皆不能许为模范之文明”，4随后杜亚泉分别从经济状态和道德状态两方面分析了东西方文明各自的弊端，并认为，“战后之新文明，自必就现代文明，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而以适于人类生活者为归”。5在此基础上，杜亚泉于1918年《东方杂志》上发表《迷乱之现代人心》一文，进一步提出了统整东西文明的想法。在杜亚泉看来，中国传统文明在有效统一、整合国人的思想方面是成功的，并且历经数千年之久而未受摧残，这正是“吾固有文明之特长”，因此必须“以吾固有文明为绳索，一以贯之”，他指出，“今后果能融合西洋思想以统整世界之文明，则非特吾人之自身得赖以救济，全世界之救济亦在于是”。6针对杜亚泉提2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载《新青年》，1915年12月1卷4号。3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转载于《长城》，2003年第1期：P8.4杜亚泉：《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转载于《长城》，2003年第2期：P5.5杜亚泉：《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转载于《长城》，2003年第2期：P5.6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转载于《长城》，2003年第4期：P7.---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出的统整主张，陈独秀先后在1919年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和《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对杜亚泉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他指出，在学术方法上，“但见分析与综合，在学术发展上有相互促进之功；而不见分化与统整，在进化规范上有调剂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