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遭遇冯天瑜【专题名称】哲学原理【专题号】B1【复印期号】2008年04期【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京)2008年1期第50～61页【作者简介】冯天瑜，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武汉430072）。【内容提要】唯物史观自20世纪初叶即流布于中国，并逐渐衍为主流历史观。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社会史论战是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两个关键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一方面通过译介与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发展起到了积极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又因当时流行的“左”派幼稚病而导致两种偏颇：其一是把西欧历史模式放大为普世规则，陷入历史单线进化论；其二是忽视反映社会形态的核心概念的准确性，导致中国历史宏大叙事的紊乱。今日反观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成败得失，应当克服这两种偏颇，努力达成对唯物史观及其社会形态学说的正确理解、合理运用与创造性发展。【关键词】唯物史观/社会形态/封建任何一种学说，都是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思想文化传统的产物；当学说向异域传播时，又进入不同的情境，被人们接受的程度与发挥的侧重点，也为具体的社会及文化条件所制约。工业文明时代的西欧，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变动对历史形态的决定性影响较为清晰地昭显出来，唯物史观得以应运而兴。虽然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国学术不乏素朴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察（如《管子·牧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王夫之《诗广传》卷五把火的掌握、农业发明视作文明的起点，等等），但就总体言之，前近代中国没有前提条件以创制唯物史观的学说体系。而且，只有在近代工业文明初步成长的20世纪初叶以降，中国才具备这种学说体系引入的需求与接受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后叶的西欧创立的唯物史观，跨越时空，广为流布于20世纪的中国，并逐渐衍为主流历史观，这是时代风云际会的产物，显示了唯物史观的强大感召力。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社会史论战是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两个关键阶段，其时学人的认知倾向，对此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走势影响深巨。总结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与运用的历史经验，并对这两个时段史学观念的迁衍得失作一番溯源讨流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或有裨益。一、五四时期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社会主义思潮在东亚传播大体同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首先在日本，继而在中国得到译介、传播。19世纪后半叶以来，在社会主义运动于日本展开的同时，日本的社会主义者片山潜（1859—1933）、幸德秋水（1871—1911）、堺利彦（1870—1933）、河上肇（1879—1946）、山川均（1880—1958）等都致力于唯物史观的介绍，其中尤以河上肇的劳绩最著。而恰在19、20世纪之交，中国出现留日高潮，在数以万计游学日本的人士中，不乏信从唯物史观者，他们主要通过日文书刊获得此一学说的知识，并将其转译为中文在中国刊发，这成为清末民初唯物史观传播于中国的一条重要渠道（还有同期自欧美、稍晚自苏俄传入中国的另外两条路径）。仅以河上肇论著而言，其中文译本即有17种，直接以唯物史观命题的便有《唯物史观研究》（郑里镇译）、《唯物史观的基础》（巴克译）、《马克思的---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唯物史观》（渊泉译）等。中国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可上溯至1899年《万国公报》121期刊发的《大同学》（颉德著，李提摩太中译），此乃来华西洋人所为。稍晚于此，旅日中国学人借助日文文本，开始用中文介绍唯物史观，如1903年2月出版的《译书汇编》（第2年第12期）所载马君武（1881—1940）撰《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初次讲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要点：“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此后，朱执信（1885—1920）在《民报》第2号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评述“马尔克”（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阶级争斗”理论，接触到唯物史观的某些论点。而中国译介唯物史观的正式展开，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传播者一为早期共产主义者，二为国民党文士。传播平台是《新青年》与《建设》等颇有影响的刊物。（一）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新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