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中国死刑制度的现状第一节新中国建立后死刑政策的变迁关于死刑制度，应该说政策、立法、司法是三位一体，政策是灵魂，是统帅，立法是这一灵魂统帅之下的肉体，司法则为此灵魂统帅下的肉体之用。三者的共同作用，决定了一个国家死刑制度的最终走向。国家的死刑立法是考察一国死刑政策的主要窗口之一。我国的刑法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我们的死刑立法无疑要受制于我国的死刑政策，因此，明确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死刑问题的论点，对于我们理解我国的死刑政策具有现实意义。一、毛泽东对死刑立法的基本观点毛泽东的死刑思想主要包括：1.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毛泽东同志在《论政策》一文中明确指出：“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但是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分子”。2.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1948年2月，他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中重申：“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新中国建立后，他一再强调：“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指出：“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3.判处死刑一般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4.提出死刑缓期执行制度。这是建国初期领导人根据历史和现实做出的冷静而正确的抉择。毛泽东的这些死刑思想，概括为“少杀、慎杀”。“少杀”理解为保留死刑，“慎杀”意味着严格限制死刑。在毛泽东同志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确定了“保留死刑但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这一政策鲜明地体现在1979年刑法制订中。二、邓小平关于死刑问题的基本观点邓小平关于死刑问题的论断，对我国的死刑立法与死刑适用产生过重要影响，至今仍在发挥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死刑保留论。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结束后，社会治安形势十分严峻，杀人、抢劫、强奸、盗窃等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泛滥猖獗，社会影响极坏的恶性案3件频繁发生。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北戴河找刘复之同志谈话时指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原因在哪里?重要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开始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如何进行“严打”，邓小平同志指出:“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包括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在劳改劳教中继续传播犯罪技术的惯犯，以及人贩子、老鸨儿等，必须坚持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邓小平同志基于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的原因，提出了“必须依法杀一批”犯罪分子的思想，顺应了民心。他说:“应该对各种犯罪坚决采取法律措施，不能手软”，“我们要学会使用和用好法律武器，对违法犯罪分子手软只能危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危害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对一些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给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搞得不痛不痒，不得人心。”可见，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保留死刑，少杀、慎杀的基本刑事政策，邓小平同志在继承了这一基本思想后，又加以发展。在死刑保留论这一基本观点上，邓小平同志与毛泽东同志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二）死刑功能论。首先，死刑是一种教育手段。1986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说:“对严重的经济罪犯、刑事罪犯，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从而说明，邓小平同志认为死刑具有教育作用，可防止那些现在没有犯罪、但是有可能走上犯罪道路的人犯罪，使他悬崖勒马。其次，死刑可以防止重新犯罪。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必须依法杀一批”时说:“……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十年二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这表明，邓小平同志深刻意识到重新犯罪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犯罪就是要判处死刑。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屡教屡犯的多得很，劳改几年放出来以后继续犯罪，而且更熟练、更会对付公安司法机关。对这样的累犯为什么不依法杀一些?还有贩卖妇女、儿童，搞反动会道门活动，屡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