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转型秩序与法治发展战略四具体说，人们可以笼统地认为，在西方法治发展进程中，法治发展要解决的问题是随历史时间的展开分别出现的，也是分别予以解决的。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使西方国家在解决分别出现的不同问题方面有了充足的时间空间。当然，例外的情况也是有的，如李工真在其所著《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中所说的那样：“德意志的统一，德意志的边界，德意志的自由，以及社会公正，这已经有四个问题了，它们同时出现了。这些问题在那些更幸运的民族(如英、法)里能够一个一个地出现，一个一个地来解决，而在德意志则要同时解决，否则就一个也难以解决。而同时解决的努力又面临着严重的社会紧张。因此这并不偶然：在德意志的这个时代里，没有民族的统一，就不可能有市民资产阶级的统治;没有市民资产阶级的统治，也不可能有民族真正、彻底的统一。正是众多的问题以及它的不可解决性，最后导致了这场革命的失败。”[37]从此意义上说，近代德国的情况更象后来的发展中国家，而远不象比它更早的英国和法国。在中国当代法治发展中，与近代德国等国家一样，法治发展要解决的所有问题，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这也正是人们所说的中国法治进程的“时空压缩”特点[38]。西方几百年的发展进程，要求中国在一个有限的社会时空里完成，似乎所有问题都出现了，所有问题都具有解决的紧迫性。在上世纪最后二十年里，当中国从内乱且封闭状态中走出，重新进入社会发展的正常状态之后，法治建设先后面临着一系列的目标冲突。简单说，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秩序与政治改革容易带来动荡之间的矛盾，政治改革要求限制国家权力与社会发展要求政府积极作为的矛盾，政治改革要求限制国家权力与维护国家外部安全要求强化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其实，类似情况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百年历史上，已经多次出现了。在清末至国民党政权时代，中国法治发展即面临着民族危机、国家建设与个人自由的目标冲突问题。结果即如李泽厚先生说的，救亡压倒了启蒙。以变法改革挽救国家危机和加强国家建设成了法律改革的主题。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法律同样面临着外部安全、经济发展与个人自由的目标冲突问题。结果同样是，国家战略安全与经济建设成为影响和决定法律建设的关键因素。在西方现代化理论研究中，亨廷顿大概是较早地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冲突问题的。在题为《发展的目标》的著名论文中，亨廷顿批评了关于现代化诸多目标的“相容性假说”理论[39]，认为那种以为各种现代化目标总是彼此相容且互补的“所有好事情一起发生”的观点，就二十世纪中后期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总的来说是错误的。在西方历史上曾经出现的较顺利地通向“富裕、公平、稳定、民主与自主”目标的情况，那种和谐的和直线式的实现现代化各方面任务的情况，在现代化“后来者”那里几乎没有再出现过。较经常看到的情况是，在短期内现代化诸目标之间的紧张、冲突与矛盾，如经济增长与公平的冲突，增长与社会不稳定的联系，以及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亨廷顿概述另一位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说：“如果一个欠发达国家要想获得经济增增长率，它不得不接受一个致力于发展的权威主义政府。民主政府免不了太软弱，不动调动资源、压缩消费和鼓励投资，以此争取高增长率”。[40]一个特别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自由与权威、民主与稳定、政治发展与国家安全之间发生目标冲突时，为什么事实的逻辑在多数条件下多是偏向秩序、权威与国家安全，而不是偏向自由、民主与政治发---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展?近代德国也好，近代中国也好，以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历史，都显示了这样一种事实的逻辑。当代代中国的法治发展，又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事后回过头来看，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矛盾制约着中国法治发展的基本进程。一个是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矛盾，另一个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再有一个是经济社会与政治发展的矛盾。简言之，法治发展受制于经济、政治、社会三者之间的基本矛盾。在八、九十年代，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矛盾冲突及其权宜性的解决，构成了制约法治发展的最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