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西方学者眼中，中国模式魅力何在？【贝淡宁，一个在中国学术界为人熟知的名字。中国模式，一个外界还需进一步了解的名词。当外籍学者贝淡宁遇到“中国模式”时，一本名为《中国模式：贤能政治与民主的局限》的新书就这样诞生了。其实贝淡宁对中国政治和“中国模式”的研究早在这本书之前就开始了。2004年，贝淡宁加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讲授伦理学与政治学，在课堂上，他经常将中国的孔子、孟子和西方的洛克、奥古斯丁作对比，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他曾经坦言，社群主义在西方的传统远不如儒家中国。他喜欢中国人的政治关怀，寄希望于中国式的贤能政治。对了，他还有个中国太太，他自己也俨然是个“中国通”了。所以，他能推出《中国模式：贤能政治与民主的局限》这本书来，应该说并不意外。那么，在外籍学者贝淡宁的眼中，“中国模式”是什么样子？和西方的民主政治有什么区别？这种从中国社会生长出来的模式又有哪些局限性？本文为贝淡宁新书《中国模式：贤能政治与民主的局限》访谈，采访者为意大利记者MarcoDelCorona，观察者网刘旭爽译。】---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在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扬那里，“meritocracy”（注：即精英治国，又译作贤能统治、选贤举能）一词带有明显的贬义；但在你这里，这个词的意思就正面得多：为什么这个名词的意义会被洗白，这一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贝淡宁：在1957年出版的讽刺著作《精英社会的崛起》里，扬暗示道，一旦论功行赏的体系被制度化，就会导致一个“美丽新世界”的出现：在这个世界里，意志消沉的群众将被一群拥有财富和权力的精英所统治（注：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在其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里，描述了一个按等级生活的社会，人们被分为不同阶层，分别从事或劳心或劳力的工作。人们的情感和思想被剥夺，而“幸福感”是在麻醉的幻觉中得到的）。他把“精英治国”一词狭隘而生硬地定义为“智商加汗水”，并称“功绩”将被用来证明政治经济等级存在的合理性。就因为他的这本书，接下来的几代人闻“精英治国”而色变。扬同时也期盼着某种“时代精神”的降临，这种时代精神着重强调了社会生活在各个维度上的平等。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政治思想家们最关注的问题，就变成了怎样促进社会的平等。在西方主流思想中，试图证明某些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不亚于踏入了道德禁区。同他相反，我认为任何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都是---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需要某些等级制度的，而重中之重在于区分有益与无益的等级制度形式。我认为政治上的某些等级制度的确有存在的合理性，但不同于扬的观点，在我看来，“政治功绩”的定义会在不同背景下发生变化，而“功绩”的含义只适用于证明政治等级制度的合理性（而非财富的不均）。我还认为，任何想使“精英政治”制度化的尝试都必须同一些限制统治者权力的机制相平衡。事实是，在英语里，“精英治国”一词仍然带有相当的贬损意味，所以我才会用“精英政治”这个名词，来强调我对这个词语的特殊用法。再者，我的书主要在讲中国，值得一提的是，中文里是用“贤能政治”一词来表达“精英政治”的意思的。这个词听来就很正面，起码比英语里的“精英治国”要积极许多。你是否能替“精英政治”下一个简明的定义，好让普通读者也看得明白？贝淡宁：一个旨在推选具有超卓能力与美德的人作为领袖的政治体系，就符合“精英政治”的概念。我们既然要求在科学、法律和商业领域执牛耳者都训练有素、堪当大任，那么在“国家”这个最为重要的机构里，当然也该如此。“精英政治”与中西方的渊源都可谓---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深厚。政治领袖们（注：原文如此，按文意当为政治思想家）——从孔夫子、柏拉图到约翰·穆勒和孙中山——都试图找到能选拔出最佳政治领袖的方法：其人要具备能就一系列广泛事务作出政治判断的能力——明智，且无伤于德。然而，在二战后的年月里，诸如此类关于“精英政治”的辩论就销声匿迹了。在选择政治领导人时，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