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转型中的潜规则及其制度根源研究论文关键词：中国媒介转型潜规则制度根源[摘要]：“潜规则”可以定义为对不能够自我实施的正式制度起着替代作用的制度集合，它伴随着近代以来整个中国媒介的转型及制度演化过程。1949年后，媒介领域的潜规则同样存在。由于“一元体制，二元运作”的制度形式本身存在着内部矛盾，1978年以来媒介运行中的“潜规则”呈加剧状态。潜规则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正式制度失效的结果。其盛行也源于这样一种制度的生成从一开始就缺乏充分的博弈。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媒介而言，如果正式的媒介制度不能自我实施，媒介潜规则就会继续存在。潜规则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好的潜规则即能够实现帕累托改善，具有制度效率。坏的潜规恰恰相反，是一种反效率的潜在制度安排。两种潜规则将长期并存于中国媒介转型中，发挥其影响力。本文由中国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潜规则”指的是正式条文之外的一种制度或规则。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中，吴思先生认为，中国历史当中充满了各种各的“潜规则”，“潜规则”才是真正起作用的制度。[1]在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同样充满着大量的“潜规则”。自1949年以后，中国的制度设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国家层面的制度；二是执政党层面的制度；三是超越于这两种正式制度之外的非正式制度，即潜规则。这三个层面可以概括为三个制度板块一是“法定制度板块”，指以宪法和其他配套法律制度组成的一套制度安排；二是“党内制度板块”，包括思想领导制度、组织领导制度和政策领导制度；三是“私属制度板块”，指在法定制度之外用来分配和运作政治权力的非正式制度，主要表现为遍布政治权力市场中的人情网、关系网。[2]很显然，中国媒介制度的设计和演化与这三种制度发生着密切关系：它既受国家体制的限制，也受到执政党体制的约束，同时受到“潜规则”的影响。了解和研究这些“潜规则”，对于理解中国媒介制度变迁意义重大。一、潜规则与“非正式制度”及其特点“潜规则”的概念与诺思所讲的“非正式制度”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它们都不是一种正式规则，都对行为主体有一定的约束力，都为当事人所理解和遵守。但诺斯的非正式制度既表现为意识形态，也表现为一种惯例、习俗与传统它是长期积淀形成的一种“默识的知识”，而潜规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行为规则”，它可能和传统、习俗有关，也可能和传统习俗及惯例无关，只是一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短暂的现象，随着正式制度的完善，潜规则将趋于消失潜规则具有如下特点：首先，“潜规则”是一种“未阐明的规则系统”。按哈耶克“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来分析，我们可以把潜规则看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规约人们社会活动与交往的“未阐明的”“规则系统”[3]。潜规则不像法律规则和种种规章制度那样是一种成文的、正式的、由第三者强制实施的硬性的正式规则，而只是一种非正式规则，一种诺思所理解的“非正式约束”。这种非正式约束有时候比正式规则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其次，潜规则既表现为一种“共识”，也表现为一种“行为”。潜规则可以理解为一种正式成文规则之外的“共识”与“行动规则”。它既可以表现为理念特征，也可以表现为行为特征。在青木昌彦看来，“制度”即表现为“共有信念”或说博弈均衡的“概要表征”。[4]正因为潜规则基于某种“共识”，因而它才是可实施的。第三，“潜规则”还类似于布迪厄(Bourbieu)所讲的“惯习(Habitus)”或舒尔茨(Schutz)所讲的“惯习化(Habitualization)”，指“为了解决正在发生的问题而被一个行动者或一个行动者集合经验地发展并采用的行为”[5]。正因为潜规则可能是一种“惯习”行为，因而具有非正式制度的特点，那就是延续性和渐变性。在《制序、制序变迁和经济实绩》一书中，诺思指出，制度变迁是典型的渐进性的，而非间断性的。诺思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非正式约束在社会中嵌存的的结果。”[6]制度变迁之所以是连续的和渐进性的，是逐渐演变的，正是由于潜规则这种自发秩序和非正式约束的驻存性和延续性所致。第四，潜规则是一种可自我实施的制度，能够自我维系。赫尔维茨和青木昌彦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