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性中累积合法性：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下苏东剧变与苏东国家尤其是前苏联改革的失误有极大的关系，而在这种失误中，政治发展路径选择的不当首当其冲。作为前苏联改革的直接推动者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脑子里反复回味八十年代后半期和九十年代初我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几乎我们所有的挫折、错误和损失恰恰都和我们偏离了合理分寸相联系。”“我承认我和我的幕僚并不总能够找到最佳的行动方案，但我应该补充说的是，许多事情并不取决于我们。导致联盟解体的事态的恶性发展，恰恰是那些丧失一切分寸感、不惜任何代价、一意孤行要保持旧秩序和自己权力的势力所为的结果，另外一些人则不惜手段来抓取权力。”由果追因，我们不难发现出现这样的失误和后果，关键还在于改革路径选择的失当。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宣言书《改革与新思维》来看，他把整个改革系于政治改革，而把政治改革系于能够产生极大社会动员的“公开性”上。他说：“在革命过程中占首位的无疑是政治。改革中也是如此。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政治性措施，是实际上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广泛民主化任务，是同官僚主义和违法行为作无情的斗争，是积极吸收群众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所有这些都与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政权问题有直接关系。”“这次改革的特点和力量在于，它既是‘来自上面’，也是‘来自下面’的革命。这是它成功和不可逆转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我们将坚决做到，使群众和‘基层’享有其全部的民主权力，并学会习惯地、内行地和负责地行使这些权利。”这一切都有赖于“让公开性大放光明”。“社会气氛的民主化和沿着社会经济改革道路加快前进步伐，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发展了公开性。”公开性很快就成为一股越来越壮阔的潮流，在这潮流下，“报刊失控”，进而使社会舆论两极分化，戈尔巴乔夫自己回忆说：“公开性不断突破当初力图限制它的框子，开始具有不仰赖于某些人的命令和指示行事的性质。从社会民主化的观念来看，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出现了许多缺点。大众传媒上无原则的相互争吵向社会散播仇恨、敌对和刻毒的情绪。”这种情绪在导致社会分裂的同时，也最终引爆了前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最敏感的神经：民族主义。“正是这个东西，成了苏维埃国家内部破坏过程的强有力的催化剂”，并最终导致改革失败，国家解体。显然，前苏联的政治改革是力求通过公开性，使党和国家政权重新获得合法性，进而有效地推进改革本身。这个思路在理论上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实践中由于没有将党和国家合法性提升与其创造经济与社会发展能力的有效性提升有机结合起来，结果失去了分寸，导致悲剧发生。从前苏联的悲剧中，我们不难看到，从政治合法性出发所启动的政治发展往往是强政治动员的政治发展，很容易放大政治的压力，在社会质量、制度牢度和国家整合都有限的条件下，其可能带来的风险要大大高于从政治有效性出发启动的政治发展。中国的政治发展经验表明，从政治有效性出发启动的政治发展，也是能够有效地关照到政治合法性的，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来说，这条路径显然更稳妥、更有效一些。三、在有效性中累积合法性：中国的实践从理论上讲，政治体系的有效性指的是其实际的政绩，即它创造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能力与效度。政治体系的有效性是其能力与效度的统一，可以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政治体系结构与功能的自我完善能力，这是政治体系发挥作用的基础与前提;(2)政治体系保障和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能力，这是政治体系作用发挥的核心;(3)政治体系预防危机和驾驭风险的能力，这是政治体系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政治体系这三个方面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政治体系在民众中的权威与形象，直接影响其获得社会认同、赢得合法性资源的基础与空间。实际上，政治体系积极追求有效性的过程，也应该同时伴随着合法性的累积过程。这两个过程要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政治体系必须把自身的有效性建设和积累与合法性的累积结合起来，使有效性建设包含有合法性的追求。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就是在这个逻辑中展开的。第一，在政治体系结构与功能的自我完善中累积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