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内容提要: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官吏分途”是中国官僚体制的重大制度变迁,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官员的空间流动状况,提出以“官吏相对谱系”为特点的“层级分流”模式。文章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分析框架出发,借用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来认识和解释人事制度安排与帝国治理逻辑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这一人事制度造成了官僚体制的二元结构及其迥然不同的职业生涯、激励设置和利益群体,为中国官僚体制的运作打上了鲜明烙印。本文充实和扩展了“帝国逻辑”的理论思路。一、问题的提出以今天的组织学眼光审视中国官僚体制的历史演变,始于魏晋南北朝的“官吏分途”当是中华帝国官僚体制在人事制度上的重大变迁:一方面,各地郡县长官职位从由当地精英充任转为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调遣;另一方面,流品内外官吏职分两途,官与吏在职业生涯、等级位置、激励设置等组织制度方面渐行渐远,最终为巨大的沟壑所隔离。“官吏分途”以及与之相伴的制度安排和组织行为为中国官僚制打上了特有的烙印,与韦伯式官僚组织形成鲜明对比。本文以周雪光(2014)提出的“帝国逻辑”为分析思路,探究帝国逻辑与官僚人事制度设置之间---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关系,从帝国的逻辑来认识官吏分途的渊源和意义,解读其背后隐含的帝国逻辑。本文的中心命题是:“官吏分途”是帝国治理应对规模之累以及由此产生的委托—代理困难的一个制度安排。这一人事制度塑造了中央与地方、官与吏,进而国家与社会间关联的结构性特征,并随之渗透于帝国逻辑的运作过程中,体现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并存共生、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名与实)之间转化的各个环节上。在这个意义上,官吏分途制度是帝国逻辑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笔者关注“官吏分途”这一现象并不仅仅是出于史学好奇心,更是因为这一历史过程在当代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历史遗产的官吏分途制度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当代中国的官僚制度之中。这一历史视角对我们解读当代国家治理和中国官僚体制极有启发意义。对“官吏分途”进行历史追溯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认识当代国家治理的两个重要议题:第一,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国家治理的历史长河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始终存在一个令人困惑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中央集权体制稳固不变,威严至尊;另一方面,地方权力各自为政,禁而不止。历史上两者并存共生,表现为不同时点上此起彼伏的周期性现象;即使在同一时点上,中央集权高压的情形也并不意味着地方权力全然销声匿迹,后者仍然以隐蔽的形式继续发挥着作用。本文认为,“官吏分途”的制度安排不仅为维系帝国大一统体制提供---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了组织基础,而且能够灵活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它同时也是两者矛盾紧张的渊源之一。第二,基层政府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位置。在传统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基层政府通常指面对民众的府县守令官员,他们一方面代皇帝抚民亲政,另一方面为皇朝征收钱粮,维系治安,守土一方。在当代中国,基层政府下沉至乡镇街道,直接面对城市居民的各类政府部门也属此列。学者们近年的政府研究工作描述了有关基层政府行为的丰富画面以及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整顿基层的不懈努力。这些不同地点、不同领域和不同场景的研究呈现了基层政府行为与中央政策之间的差异、距离和紧张以及不绝于耳的“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呼声。这些观察指出了一系列问题:如果说基层政府是连接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枢纽,“官吏分途”的制度安排在这里扮演了什么角色?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矛盾与官僚人事制度安排之间是什么关系?本文拟从历史和理论两个维度考察官吏分途制度。首先,本文将从历史维度回顾“官吏分途”的历史演变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特征,然后转向分析1949年之后呈现的地域基础上的“层级分流”模式和相应的官吏相对谱系,讨论这一模式与历史上官吏分途制度的异同之处。进而,文章以“帝国逻辑”(周雪光,2014)作为分析框架,从理论上分析解释这一制度安排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