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全国法学理论博士生论坛”“中国法治的科学发展”学术简报（2009年4月18日·上午）第一单元民主、法治与社会变迁本单元由来自厦门大学法学院的讲师周赟老师以及来自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的博士研究生朱丽娟同学主持。在这一单元的讨论中，清华大学法学院鞠成伟同学首先作了《社会整合与社会变迁的法律解释》的主题发言。在发言中，鞠成伟指出了法与社会关系研究的两个视角：外在视角和内在视角。外在视角体现在法作为社会科学的角度，内在视角体现在以法律为业的角度。鞠成伟进一步认为，展开讨论的前提是：当代社会，存在法律对社会发展发挥关键作用的共识性。谈到法律对社会整合的影响，法对权力和金钱的控制是社会整合的基点，其控制的机制是以意识形态为前提的规范机制和与政治决断等其他系统相区别的裁决机制。而法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又可看做是社会整合的切入点，作者认为经验考察是合适的观察方法。作者选择了两个经验考察的对象，第一个是欧洲，主要体现在主观方面的自主法律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客观方面的社会结构塑造；第二个是中国——在考察法律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时，作者的重点是法律与各种社会潜规则的互动问题，包括多大程度的互动和如何互动。接下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李昌庚同学作了《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民主化与社会稳定的博弈和平衡》的主题发言：一、问题的提出：首先，一些国家只看到发展中国家中的动荡，也成为一些国家推行极权政治的借口。政治民主化及其现代化进程伴随着社会稳定问题，这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辩证看待印度式民主和东亚国家的权威政治。其次，民主到底是什么？民主是法治的基础。在中国语境下探讨如何实现国家现代化及其民主化，如何在现代化及其民主化进程中尽可能降低对社会稳定的负面效果。二、如何破解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与社会稳定的“矛盾”命题？这关联着如下两点：一是民主不一定带来经济发展的困惑。二是民主不一定带来社会稳定的困惑。民主不一定带来社会稳定，因为民主超前或滞后于经济发展。中国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高水平的民主与高水平的经济发展相适应，必然带来高水平的社会稳定。民主是必然选择。三、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民主化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体制转型摩擦所产生的内在负面影响，这是民主化进程中应当付出的代价。而外在负面影响包括：中央权威虚无、台湾问题、民族问题显性化。四、从四个方面提出社会稳定视野下的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路径设计。本单元第三位主发言人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的王波同学，他的发言题目是《面向城市本身——对中国农村法社会学研究偏向的一个反拨》。王波先设定了一个他的基本判断：中国法社会学的研---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究存在农村偏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在于：首先，关注农村是现实所迫。其次，现代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主要适用于城市社会、工商社会、陌生人社会。关注农村成为文化自觉的表现，是寻求自身主体性地位的一种方式。王波接着指出，关注农村没有问题，但不能过分。实际上，研究者在从城市-乡村之争向法律-社会之争转换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过度继承了城乡之争的基因。城乡二元与以村见国的摇摆立场都是基于农村研究的出发点，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对城市的法社会学研究。通过选择经济发达城市的个案分析，主要关注点在于工商执法。无论从国家到社会角度还是从社会到国家角度，都会遇到不可避免的伦理问题。通过对个案进行分析，王波同学指出，应该充分利用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城市法社会学。接下来，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吕震乾同学就《农村民间组织与农村法制建设关系研究》的主题进行了讨论。他的讨论主要包括这样一些方面：首先，中国农村民间组织和农村法治化的概念界定。所谓农村民间组织并不是一般法律意义上的民间组织，它与社会复杂的发展形势密切相关其次，他从“现今中国研究此问题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以及“农村民间组织与法治建设关系的概述”两个方面展开了进一步讨论。吕震乾认为，中国的法治化的重点和难点都在于农村的法治化。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