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看教育不公的两个层面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源自稀缺性，教育问题也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我国教育的资源供给相当紧张，学位不足，十个学生当中只有一个能读大学，现在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考试，大家比谁的分数高。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方法是公平的，但实际上不公平。为什么？城市的学生由于国家投入了较多的资源，条件优越，应试的能力通常较强考出来比农村学生好。国家教育经费的来源是国家财政，国家财政的来源于国民纳税，这是世界通行的惯例。在我国，这笔经费很不够，不能供每个人读书，只有通过考试这种类似于抓阄的办法，抓到的人就有资格使用这笔经费。学生毕业后创造出来的财富如果通过某种方式重新分配给普遍的纳税国民，这批人所带来的边际利益可以为社会所公有的话，这是合理的和公平的；但现在的情况是，同样是国民，少部分人借助相对较多的国家财政投入考上了大学，又由国家额外再资助一笔大学学费。大多数人的投入变成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只为少数人创造了价值、提供了享受，不是所有的纳税国民都能得到回报。学生毕业后，一般都会留在经济发达地区，拿比在农村多很多倍的收入。这是当前资源配置的方式与目的倒置。比如说有100个人，通过考试有10个人读上了大学，这10人的年收入共5万元人民币，其它没有读大学的90人总共的年收入只有1万元，而且这90人多数是农村的，现行农村的财政收入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的教育活动，教育经费少得可怜，于是越穷越读不了书，越读不了书就越穷，终于陷入恶性循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用以上两种不同的类型作比较，确然是不公平的。当钱纳入国库后，它就失去了事物“专属”的性质，不再属于某个地区或某个人，而属于全体国民，这笔钱也应该相对公平地用于全体国民，成为教育经费当中由国家承担的一部分。另外，如果某些人因为自身能力较强，有意愿选择高于平均质量以上的教育，他也可以再拿钱出来，给自己补贴一部分教育经费。在普遍情况下，我国的教育资金基本上来源于这两个渠道。但随着地域、城乡、户籍、社会身份、经济身份的差异，国家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却不在一个平均线。有钱人可以负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相对没有能力的人可以相对少分担，这就是“劫富济贫”。现实当中却是“劫贫济富”，越有钱的就占用越多的社会资源，而承担的社会责任却没有相应的增加。这是现行教育走入的怪圈，从经济学来说也是不公平的。谁投入，谁受益——经济层面的公平把同样的事情放大再看，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与大学毕业的人的收入差异是明显的这个差异主要源自那几年的高等教育。例如有甲、乙两人，甲投入14万读了4年大学，乙没有读书，用这4年赚了4万元，但将来甲的收入每年有4万，只用5年时间就可以收回投资，进入收获期。撇开背景层面不谈，它显示出简单有力的经济原理：谁投资、谁受益。我们应该把教育（注：这里特指“高等教育”或“非义务教育”）看成投资，投资于教育的人，他所付出的有可以计算的时间、金钱等，也有很难量化的精神心血等他投入了这些，也预计将来某一天以某种形式取得回报。教育产品，尤其是非义务教育段，应该是一种非强迫性的消费，消费者通过自愿购买其中包含的资源和服务完成这一过程。既然大学学位只能满足需求的十分之一，就要看谁愿意投入了，愿意投入的将来就能够获得回报。家长如果不为子女负担的话，可以由受教育者本人负担，他可以申请贷款。如果没有这个动机和愿望，就可以选择不负担这个成本。假定以上因果关系成立，就会产生机会成本和机会收益。教育作为稀缺资源，在现实当中有极大的地域差异。作为公共服务产品，它不可能缺乏政府宏观调控和财政支持；而作为一种个人消费产品，它又没有办法做到完全流通，也就不可能做到人人均等。那么，在承认国民权力均等的前提下，如何做到公平分配呢？就要看谁愿意承担成本了，让有能力且愿意承担的人去承担投入，同时享受收益。不继续投入的，就可以一身轻松、不负债地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选择进一步进修受教育的，投入了时间、金钱，可能损失了部分假定的收益，但会有风险较小的回报。这样就达到了经济学层面的公平，而不是伦理层面的公平。建设多元、多层次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