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学与中国佛教儒者何谓？《说文》解为“儒,术士之称。”《法言·君子》曰：“通天地之人曰儒。”对于“儒”，大概可以推算出，“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熟悉诗书礼乐而为贵族服务的人”。儒的产生与政治就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儒”是先于“儒学”的，儒学是自孔子之后才形成和发展的。孔子穷尽一生执著地希望参与政治，以实现他济世济民的理想，以使天下走上“正名”，维护等级制和天子、国君之权威，但春秋时期的政治形势遏制了儒家学说和理论的发展。儒家维护周朝礼仪等级制度的理想在春秋时期是难以实现的梦想。这也是孔子在鲁国被夺官、被驱逐，周游列国受冷遇的原因。儒家学说在战国时期也是受排斥的。其原因是儒家学说与战国的形势不相适合。是时，诸侯各国正在进行不义战。而当时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却劝国君施仁政，不攻伐，爱护百姓。这对那些唯利是图进行着你死我活战争的诸侯国君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而后的儒学发展就开始走向为君服务的道路，或许有些想法、内容开始偏离孔孟之道（但是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儒家的经典传承下来）。荀子以礼释仁，隆礼重法，偏于法制，像我们现在走向法制建设的道路。后来经过董仲舒等人的推动，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思想的正统。而佛教作为世界公认的三大宗教之一，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经过与中国社会文化短暂的碰撞，就迅速融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与原有的中国文化——儒、道文化相辅相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支主要力量。佛教在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过程中，也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相交织，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政治文化。可以这样说，自两汉以来，无论是王朝的更替，还是社会的变迁，在中国政治生活中都能看到僧人的影子，都能感觉到佛教的色彩。从佛教的发展来看，佛教与社会的变化是经常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佛教与帝王的关系上。从佛教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它就与中国的帝王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这种缘表现的或深或浅，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自三国两晋南北朝，在中国的帝王中，还没有一个人能绕过佛教而治天下，君主治理国家或多或少都可见佛学的精髓。有些君主还大力推崇佛教文化，武则天少年出家，当政后崇信佛教、广修寺院，使佛教在中华大地迎来了鼎盛时代。武则天14岁时，曾经在感业寺出家，后来再度入宫，并于公元690年，当上皇帝，独揽一国大权。武则天对佛教有很大的贡献，她敕令开凿敦煌石窟，敦煌巨大的弥勒佛石雕等等。但是佛教毕竟是外来文化，而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其正统思想以儒家为主。佛教传入中国，它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不可避免地要与中国固有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抵触，其中主要是儒家思想。为了佛法的弘扬与传播，历代僧侣不断作出妥协。对佛教主张的“出世”、“不敬王者”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纲常之间的矛盾，采取妥协和顺应的方针，最大限度地调和了与儒家伦理的矛盾，也标志着中国佛教对帝王正统文化的依附。。一是接纳孝道思想，并把孝道纳入到佛教伦理体系中。---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翻译和重解《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我们知道孝道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是一位全面地系统地论述孝道的人，《论语》、《孝经》等书记载了孔子在这方面的大量言论。儒家讲的孝道，已不仅仅是一种通过行为表现出的人伦道德，而且还是一种社会性行为，行孝者对社会公德负责，肩负着社会责任，孔孟儒学提倡这种孝道；二是修改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改为人皆有佛性。但是这个与儒教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有冲突。换个角度，佛教宣扬众生平等，积善积德的思想符合广大劳苦百姓的需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佛教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减少了与本土文化的冲突，得以落地生根。儒家重在社会治理，佛教偏于内心教化，所以儒、佛思想是可以合流的。儒家讲人伦、礼教、纲常，能为社会政治（理念及制度）提供架构。元仁宗：“所重乎儒者，为其握持纲常。佛教普济众生的善行观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集权等级制严酷的裂痕。两者合，两全其美。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之术足以知天下。北宋开国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