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维跟不上拆迁速度中国式拆迁最大困境刘锋田园牧歌一夜尽，万丈高楼平地起，中国式拆迁正如火如荼地在中华大地上演：执政党高调、合法地吹响了向城镇化快速进军的号角，各级政府以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为己任，一些亦政亦商的房地产开发商力图从中谋取最大的利润，村干部、村民、流动人口被城镇化的洪流席卷。维稳与维护村民利益的矛盾对于征地拆迁，地方政府有“速度决定一切”的下意识，执政党有“稳定压倒一切”的合法性，开发商有“利润高于一切”的增值欲望，村民有“利益优于一切”的合理诉求，执政党、地方政府、开发商和村民之间的博弈局面就此形成。“四个一切”归结成一点就是维稳与维护村民利益的矛盾。如果这个矛盾解决不好，势必影响整个征地拆迁的快速迈进，影响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分配，甚至影响执政党的执政根基。因此，执政党大声呼喊措施落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矛盾不好解决。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地方政府常常感到工作很难开展。地方政府追求速度，强调政绩，则会因为决策不周密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果不稳定因素产生了，政府就会强调社会和谐的重要性。如果社会要和谐，整个社会就得满足---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满足群众的根本利益就会减少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按如此运行逻辑可以得出“拆迁有风险，稳定得利少”的结论。尽管很难，但是“为官一任，有所作为”的信条仍激励着那些“走一步，看一步”的官员们进而产生“轻过程、重结果”的行政逻辑。细心的观察者会从尘土飞扬的征地拆迁现场中发现一个矛盾的思路：官员既要快速拆迁的结果，也要社会稳定的结果。如何实现“鱼和熊掌兼得”？靠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最终压到村级党员干部的肩上。然而，村级党员干部根本完成不了上级摊派的任务。村级党员干部的身份是政策执行者，而不是政策制定者，无法有效地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解释、调整上级的政策。在实际工作中，多个方面的政策困境也是村级党员干部突破不了的。在征地拆迁补偿中，地方政府与民争利，地方政府拿的是大头，而被拆迁村民拿的补偿是小头，理论上应是被拆迁村民拿大头，而地方政府拿小头，然而，决定权在地方政府而不在村级党员干部、村民。被拆迁村民搬迁的过程中常存在一个过渡期，即旧居被拆迁了，而新居还没有建好，村民被迫要想各种办法租房子住的时期。在过渡期内，被拆迁村民散居各地，给村级党员干部的管理带来诸多不便。事实上，这个过渡期由---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于行政审批和行政效率低下的原因，常常被人为地拉长。被拆迁村民和村级党员干部的共同心愿是旧居直接换新居不想流离失所、寄人篱下，然而决定权不在他们手上。在过渡期内，村民文化活动场所、村民代表活动场所、党员活动场所都没有列入拆迁规划，广大村民只能被迫“蜗居”在有限的空间内，村级党员干部则要每月花费近万元费用租用办公场所，有的村甚至在酒店中租用餐桌开会、选举、议事，造成各项村务活动、党务活动的开展极不规范。有的被拆迁村是拆迁先行、法定拆迁程序后办，而法定程序的办理时间常常超过地方政府承诺的期限，而这一切都有损被拆迁村民的合法权益，也有损政府的公信力。被拆迁村民中的许多“40、50”人员因缺乏职业技能，无法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而上级配套就业政策又跟不上仅靠村级党员干部人情关系推荐就业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虽然村级集体资产的产权在于村集体，但是实际的管理权却在于乡(镇)一级，引发的结果是数额巨大的集体资产只能闲置，资金只能存在银行里接受贬值的后果，对此乡(镇)村两级因担心承担投资风险而办法不多、裹足不前。迁入新居后，原有的村级建制理应随之撤销，但是因为有零星土地存留、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无法有效建立，村级建制迟迟得不到撤销。而村级干部又因为无法纳入人事---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编制、财政供给的范围而不能与迁入地的居委会、物业管理公司无缝对接，随之而来的结果是迁入地的居民有问题仍习惯于找村级党员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