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重臣李鸿章曾说过他所处的中国正经历着“三千年来从未有之大变局”。其实从李鸿章的时代到今天，又过百余年，其间我们这个国家所经历的以上帝的名义发起的太平天国运动，30年的洋务运动/同治中兴，到日后的甲午海战，大革命，新文化运动，军阀乱战，抗日，共产中国的建立，大鸣大放，反右，大跃进，文革，以致到不久以前的邓小平重开国门。这么多纷繁的事情，那件事我们三千年来所遇到过的？所以在我看来，中国近现代史是我们三千年史中最精彩的一部分。可惜，国内的中等、高等教育关于近代史的教材，多少想向下一代人传递一些沉重的政治理念（诸如三座大山，共产党的正统性），甚至希望借史书来让国民认可现今政府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作者都不大敢把精彩的近代史”演义”起来。西人治中史便少了层这样的包袱。像最近很红火的史景迁那老家伙，一本”追寻现代中国”,根本就是像讲段子一般的把盛清以来的国史娓娓地过了一遍。可惜史老的笔法过于演义，想象也不太靠谱，终是惹来了许多非议。徐中约这本“中国近代史”（下称“近代史“）少了天马横空的毛病，显得相当厚实，在我看来，是一本绝佳的近代史入门读物。徐的这本“近代史”也是我第一次接触的域外学者写的近代通史之作。说实在的，相比英文标题”TheRiseofModernChina”,我并不怎么喜爱这个毫无特色的中译书名。不过或许因为另一方面这本书在港台名气依然很大，所以刚出的简体版便沿用了这个名字。记得第一次拜读这砖头般的巨作时我正在香港科技大学念大学一年级。大一的学生，特别是学理工科的，刚经过高考的洗礼和通读了人教版那两本薄薄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便以为已经读够了历史，特别是中国史。幸运的是，那个时候主管大陆学生的教授强迫我们在香港念书的第一年学生一定要选两门文科课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选了何杰尧教授的民国平民史和丁学良教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在此不费笔墨写丁学良的治学，不过客观地讲，受过西方史学社会学训练的何教授和丁教授，确实让我领略了一种与国内不大相同的治史的方法（当然，我从来没有在国内上过文科课，所以国内治史也是从我读书中自己臆测的）。此两位教授相像的地方，就是不大买我们内地政府的帐，对那些在禁区中的伟人也多有调侃。我当时竟然是有些愤愤，常想下课找回这两位教授拌嘴，丁教授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所以我便只能跑去何教授的办公室中拌嘴。这样的“拌嘴”常有发生，一次短则30多分钟，长则超过一个小时。当时年少，以为教授跟中学老师一样，天职便是教书，根本不知道这样与教授单对单的面谈是很珍贵的一件事。当然，也正是因为一次次这样的拌嘴，让我终于学着慢慢的放下意识形态去读史。也正是这位何教授，向我介绍了这本“中国近代史”。我不是一个史学专业的人，不过还大致感觉得出西方通史教材跟国内通史的不同。譬如西方学者似乎很强调大量的文献阅读，而且文献也常常涵盖多种语言，也很强调对原始材料的搜集与分析，这样似乎让他们更有信心去对史事做叙述性的描写。也正是因为这种精心裁剪的叙事，让厚厚的史书“演义”了起来。在厚实的文字叙述以外，书中一幅幅陈年的照片，也常让人大呼过瘾。徐教授的“近代史”还流露出一种我很钦佩的史学家特有的“同情心”。其实中国近代以下，从道光到光绪到慈禧，清末的那么多统治者，那个不是鞠躬尽瘁的？曾国藩也好---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李鸿章也好，甚至后来的袁世凯，蒋中正，汪精卫，哪个又不是为了中国的现代进程做出了诸多的努力。中国传统的官史用一顶“腐朽”“卖国”“汉奸”的帽子将他们统统压死未免过于武断了。与此相反的，我们看到了徐老写这本书花了许多精力回到历史现场，对左右中国进展的人物都尽量做着中肯的评价。这样的治史态度，让我这般行外的读者受了诸多裨益。“近代史”这本书，上起满人入关，下至胡锦涛储君地位的确定。仅从对近代史的定义看来，这本书已经足够“异域”(exotic)了。通常意义上的近代史，都是局限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最早的也多是追溯到嘉庆朝。而徐因为在西方受训，自然的会将“近代”的起点放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