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杉寺志》景玉川万杉寺是庐山山南著名的“五大丛林”之一，历史悠久，高僧辈出。“五大丛林”中，归宗寺、秀峰寺和栖贤寺均曾修撰过寺志，万杉寺却不曾有志。抗日战争中，匡庐众多寺院道观毁于日军炮火，万杉寺也未能幸免，禅房破败，一片荒凉。1995年春，能行法师等南来，在当地政府和百姓的支持下，仅数年时间，昔日荆莽之地梵宇兀立，殿堂巍然，千年古刹再获重兴。佛山大学教授余福智先生是我的中学老师，在星子执教多年，县政协、县人大负责人欧阳森林、易赛兰、查筱英等都曾是他的学生。余老师南归后多次北上重游故地，也曾数访万杉。2006年春，他游山南返粤路过九江，告诉我森林、筱英等与寺院方谋划为万杉寺修志，希望我能领衔此事。对家乡诸君的信任，我心存感激，但撰写寺志这一重任，却不敢贸然答应。1983年秋我调到县委党校所在的秀峰，工作之余常去万杉寺遗址，面对断壁残垣，每每惆怅不已。1992年我离开秀峰，三年后传来了万杉寺修复的消息，我不禁为之欣慰。“盛世修志，清明撰史”，对于万杉寺来说，正是修撰寺志的大好时机。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参与编修《星子县志》；第二轮《九江市志》（1990-2010年）也是按我为之拟定的篇目去进行资料搜集工作。但为寺院撰写寺志，我却缺少底气：一方面万杉寺历经兵燹，几度兴衰，资料难觅；另一方面，用《武林灵隐寺志》的编修者徐增的话来说，是因为“吾辈不谙法门事”。几经犹豫，直到2011年秋，我才决定接受这一重任。我拟定篇目，邀集几位撰稿人并初步分工，准备两年内拿出书稿。不料2013年1月，我突然染病，旋即病危，万杉寺住持得知后，即遣两位贴身侍者数百里外赶赴省城探望。那是农历腊月除夕的前一天，寒风凛冽，雨雪交加……赖多方施救，我有幸大难不死。出院后，一种寺志未成、心愿未了之缘，督促我坚定修志之心。几位撰稿者虽和我一样“不谙法门事”，但有寺院监院释仁静参与撰稿，能弥补我们的不足，减少寺志可能出现的硬伤。后来，曾在大学中文系执教的仁安居士也参与寺志的撰稿。各章初稿先分别由查勇云、袁晓宏、释仁静、李大良、我与仁安居士等负责撰写，最后由我进行统一增删并定稿。由于撰稿人分散在九江、星子两地，且都是业余从事志稿写作，有的还在工作岗位上，因而少有机会聚在一起商谈、推敲。尽管如此，2013年那个漫长、酷热的夏季结束时，各撰稿人负责的初稿已基本完工，我不禁松了口气。10月，寺志征求意见稿装订成册。随后，汇聚编委会成员和各撰稿人的建议与意见，我对书稿又一次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增加了“祖师语录”和“庐山古代寺院”两个部分。著名画家、傅抱石研究会会长夏普先生特为此志所作《大超禅师1植杉图》。画作苍翠扑面，禅意沁人。此图为夏普先生沐手焚香，易十数稿而成，当为万杉寺镇寺之宝。王忠芳、释仁忠、欧阳志龙、赵筱庭、徐萌诸位先生的照片、绘图与题签，丰富了志书的内容与色彩。编委会成员为《万杉寺志》的成书谋划、斡旋，乃至校对……做了很多工作。能忍法师对书中一些篇章进行了具体指导。林春树先生和肖建木先生为志书的出版慷慨解囊。方志出版社编辑对志书进行了细心审校，认为该志“结构完整，层次分明，思路清晰，内容丰富，体例较为完善”。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冀祥德对志稿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万杉寺志》为佛寺专志，记述时间为寺始建之时的南朝梁至2013年。采用章节体结构，共分10章。志稿内容体现了党和政府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对党的统一战线的构建，引导佛教僧众、信徒走爱国爱教之路，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潮，有较大意义，具有较高的出版价值”。《万杉寺志》不仅是万杉寺建寺以来第一部寺志，也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庐山及九江地区第一部由国家出版社正规出版的寺院志。怀着虔诚之心，经历了不少意外的曲折，我们终于完成了这部《万杉寺志》。由于自己“不谙法门事”，且才、学、识均有所不足，故谬误与疏漏在所难免。如果这本小书能在丰厚的庐山文化长卷中留下一点淡淡的痕迹，对我将是莫大的幸事。读《万杉寺志》二首余松生读《万杉寺志》有感庆云峰下郁葱葱，绿树黄墙殿阁雄。日耀崇楼腾紫气，风来碧海涌涛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