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跨境数据流动制度亟待完善刘耀华跨境数据流动政策是数据治理国际化中的重要议题，事关国家数据安全和数字经济发展。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显示，在2009年到2018年的10年间，跨境数据流动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度高达10.1%，预计2025年数据跨境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价值贡献有望突破11万亿美元。美国、欧盟和其他国家（地区）根据自身安全和经济发展等诉求，建立了不同的跨境数据流动政策。我国正处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亟须完善跨境数据流动相关制度，明确我国对内对外基本主张。推本溯源，什么是跨境数据流动？笔者认为，目前，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对跨境数据流动的定义最为权威：跨越国界对存储在计算机中的机器可读数据进行处理、存储和检索。这一定义包含两种形式上的跨境数据流动：一种是数据跨越国界（流出和流入）传输和处理;另一种是数据即使没有跨越国界，但被第三国主体访问。全球仅有少数国家将后者作为跨境数据流动进行管理，大多数国家将物理上确实跨越了国界的数据流动作为监管重点，这也是本文的主要关注方向。跨境数据流动根据主导主体不同，其主要形式可以分为政府主导的及企业主导的跨境数据流动。---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政府主导的跨境数据流动一般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合作机制实现。出于对各国国家主权的相互尊重，一国政府获取存储在其他国家的数据，应由政府之间通过合作、磋商等手段实现。然而，有些国家为提升跨境调取数据的效率，打破了传统的合作机制，采取直接要求企业提供境外数据、通过立法实施长臂管辖等强制性方式获取所需数据。比如，2013年美国政府为进行反毒品调查要求微软提供存储于爱尔兰数据中心的客户数据;2018年美国通过《澄清境外数据的合法使用法案》（CLOUD法案），为美国执法机构访问在美国境内运营的企业存储在海外的用户数据提供明确授权，明确要求服务提供者提供在境外存储的数据。企业主导的跨境数据流动主要源自跨境贸易活动。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企业通过建立电子商务、社交网络、数字媒体等跨境互联网平台实现跨境服务，跨境数据流动现象更加突出。而随着工业互联网、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发展，数据的流动呈量级式的增长，涉及领域也越来越广。知己不殆，各国政府的管理方式和战略意图国际上对跨境数据流动监管并未形成统一框架，各国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并在国家安全、隐私保护、产业能力等多元因素的复杂影响下构建跨境数据流动监管制度。美国依托其强大的互联网产业倡导数据自由流动。在美国国内，互联网企业先发优势带来的天然数据本地化存储能够使美国政府对本国数据实现有效管控。在全球范围，2018年，亚马逊、微软、谷歌、IBM等4家美国企业占全球公共云服务市场份额近70%，掌握对全球数据的巨大控制權，这是其提倡数据自由流动的根本原因。对外，美国政府极力宣扬APEC的“跨境隐私保护规则”（CBPR）体制，通过拉拢各方加入低水平保护的跨境数据流动秩序，确保各国不会用“国内高水平保护”为理由限制数据流动，最终实现数据向美国聚拢。对内，以国家安全为由---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对特定数据提出限制出境或严格审查要求，如包括电信业务和信息业务（相当于我国基础和增值）、数据中心、卫星或卫星系统、工业控制系统数据等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数据，新兴和关键技术数据，包括非公通信数据、地理位置数据、生物识别数据以及基因序列数据等在内的敏感个人数据均被纳入管控中。欧盟强调在保护个人数据的前提下允许跨境数据流动。欧盟一直将个人数据作为基本权利进行保护，从1995年的数据保护指令到2018年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个人数据保护力度不断提升。欧盟公民个人数据原则上应存储在欧盟境内，仅在满足特定条件下才能进行跨境数据流动。其中最重要的是“白名单制度”，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个人数据保护水平经欧盟评估达到GDPR同等保护水平，欧盟公民个人数据才可以被转移到该国家或地区。当前进入白名单的只有安道尔、阿根廷、加拿大（限于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