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几个问题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下称《战略问题》），学术界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当把这部经典著作放在当时历史语境下进行分析时，笔者认为有一些相关问题值得细致研究。一、毛泽东写作《战略问题》的缘由及动机关于《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的题解这样说：“毛泽东的这部著作，是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讲演。”（《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页。）按照这种说法，毛泽东专门为总结经验而写作该文，只不过在红军大学作过讲演。实际情况与题解有一定出入。1941年2月13日，在为八路军军政杂志社所写“著者识”中，毛泽东告诉读者：“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六年秋季作为当时红军大学的教本而写的。”（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1页。）1964年6月24日，在会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时，毛泽东这样介绍：“一九三六年，红军大学要我去讲革命战略问题。好，我就看参考书，考虑怎样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讲义。我看了国民党---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军事材料，看了日本、俄国和西欧国家的一些军事著作，其中包括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也看了一点苏联编的军事资料和中国古代的兵书孙子兵法等，主要是总结中国十年内战的经验。写的讲义题目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还没有写完，还有关于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党的工作等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主要部分写好了，我就不讲了。有书，你们看就是了。红军大学的同志帮了我的忙，他们不叫我教书，我就不会去写。当教员也有好处，可以整理思想。”（《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页。）这告诉我们：正是因为要给红军大学讲课、“当教员”，毛泽东才写作了《战略问题》。那么，“题解”为什么有不同说法？可能因为《毛泽东选集》是政治理论文献，并非历史资料，“题解”只是提供一个阅读的角度。瓦窑堡会议规定：“党在一九三六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页。）毫无疑问，毛泽东写作《战略问题》，当然要贯彻这一“总方针”。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指出：“只能适应于一定兵---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团、一定地方和战争发展的一定阶段，这叫做没有进步和没有发展。”“我们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战争指导者。”（《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3页。）毛泽东将“革命战争”划分为“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将标题命名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显然意味着总结“革命的阶级战争”的经验为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民族战争”服务。毛泽东明确告诉红军大学的学员：“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今后战争的新阶段，我们相信，将使这样的路线，根据新的环境，更加发展、充实和丰富起来，达到战胜民族敌人之目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6页。）“今后战争的新阶段”的表述，凸显毛泽东写作《战略问题》的主要动机，就是为了培养适应“革命的民族战争”需要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8页。）二、《战略问题》写作与定稿的经过《战略问题》写于1936年12月。如前所述，“著者识”明确指出是1936年秋季，按照民国时期的习惯，---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秋季一般是指“夏历的七至九月”。（《辞海·语词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859页。）与1936年“夏历的七至九月”相对应的阳历时间段为8月17日至11月13日。《毛泽东年谱》这样记述：“（1936年）10月27日开始为红军大学一科（上干队）讲‘中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