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是遏制权力腐败的有效办法社会上存在不公平事件，存在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必然会导致极端情绪出现，而极端情绪是社会安全的极大隐患。在建立中国特色的中国模式之际，不能忽视人类文明的共性，传统的维稳模式，耗费人力资源成本多，社会美誉度低已要求做出改变。稳定应该是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而非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俞可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曾以《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而受到关注。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提出中国改革到了“突破”关口。今年初推出《敬畏民意》一书，就如何创建和谐社会提出“善治”概念---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改革、发展、稳定，新的时期需要新的共识本报评论部：我们时代最需要凝聚什么样的共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自己的优先排列顺序。作为密切关注当代中国治理的政治学者，您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俞可平：我们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共识，这个问题非常好，很重要，值得大家思考、交流。我认为，首先是改革共识。当前中国的发展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克服这些挑战，任何否定改革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但还需认识到，改革需要向纵深推进，更加重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更加重视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本报评论部：刚刚结束的十八大，把公平公正和民主法治建设作为今后五年的一个重点。俞可平：我对此也很高兴。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特权，更好实现公平正义，使全体国民共享经济增长的果实，从而使中国走上一条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之路。第二个共识，是关于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中国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既不同于---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改革开放前的传统苏式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西式资本主义。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去照抄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当然，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并未定型，还有许多挑战，强调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并不是忽视人类文明的共性。必须将中华文明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有机地融合起来，使中华文明进入人类文明的主流。第三个共识，关于社会稳定。对处于社会巨大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稳定尤为重要。但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稳定观，改革传统的维稳模式，努力从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转为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从长远的根本利益来看，推进民主法治，扩大参与权利，既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也是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增进共识，从善于倾听不同声音、协调各方利益开始本报评论部：当下中国，价值观日趋多元，不同的声音、个性的表达丰富多样。有人说，多元乃繁荣之本，也有人说，多元会影响社会团结，进而影响一些改革举措。您的看法呢？俞可平：观点多元甚至分歧冲突，是社会利益分化的必然结果，很正常，正确加以引导，也可以成为推动社会更好变革的动力。改革开放极大地增加了人们的自由选择权，迅速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益。同时，利益分化也随之出现。他们各有自己的价值观，也需要有参与的渠道，从各自的角度影响决策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个人和群体都无权垄断真理，而应当更多倾听各种不同的社会声音。本报评论部：去年，我们撰写的评论部文章里就提出一个观点，面对不同声音、不同心态，不仅要有包容心态，还要善于倾听沉没的声音。只有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团结，才能更好推动改革。俞可平：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在中国，相当一部分人和群体的正当诉求还没有相应的表达渠道，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对同一个重大问题，不同的利益群体往往会从不同的立场提出不同的看法。因此，应该着力于畅通利益表达机制，让不同的声音有合法的表达渠道。要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只有在不同声音碰撞、交锋中，才能逐渐形成社会共识。要健全利益协调机制，缩小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差距，合理分配社会财富，使公共利益最大化，从而也使社会共识最大化。民主与法治需要进一步推进。只有民主才能提供合法的制度管道，使社会各个利益群体都有权利和机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也只有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