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近代教育伦理危机与课程改造论文关键词：中国近代教育伦理危机与课程改造论文摘要:中国古代，儒家经义教育是学校教育教学的主体内容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经济、政治、社会伦理等各个方面发生了急剧变化，传统教育伦理无力承载中国近代社会伦理变迁.引进西方教育伦理精神和教育制度，建立新的伦理道德教育体系成为社会变革的一种现实需要。清末，朝廷、地方及民间都开展了新的课程尝试，但这一改造具有不彻底的历史过渡性。在德治至上的文化背景下，以“正己正人”为内在精神，将“三纲五常严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通过道德教化和道德训导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是中国传统教育伦理的主导思想.然而，肇始于鸦片战争，中国近代经济、政治、社会伦理等各个方面开始发生急剧变化，这一变化伴随着西学的广泛传播，给中国传统教育伦理带来了强烈震撼.改造旧的学校教育内容、建立新的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的课程体系，成为化解近代教育伦理危机的必然举措，体现新的教育伦理精神的课程体系也由此得以萌生。一、中国古代教育伦理及其课程体系中国古代，教育在其初，尚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久之，则逐渐为“天理人伦”之教所取代。秦亡以后，无论官学、私学，儒家经义教育都在课程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教育的终极旨归是伦理性的，对上层贵族而言，“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对下层百姓而言，在“明尊卑”、“序长幼”、“别男女”，以成“安分守己”的良民.孔子关于“弟子入则孝，出则梯，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为学之道，可谓是传统教育伦理内在精神的总概括。反映在课程上，则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儒家经义教育取代其他所有课程成为唯一的教育教学内容，成为学校各种规章和活动的主题，以至于整个教育成为“维系中国古代道德社会平衡的一剂良药”。根据秦汉以降以讫于明清各时期官学、私学教材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课程可分为以下诸类.其一，蒙学教育课程.中国历代注重蒙学，特别是宋及其以后更为明显.宋以“文治”著称，宋及其以后，儒家学说进一步系统化、精密化，教育伦理儒家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体现在课程设置上，专门的伦理道德教育课程广泛设置于蒙学教育课程中。这种课程教材内容的不同层次、特点，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感性熏染性课程，主要通过学习历史故事、俗语民谚、嘉言鼓行，让学童体会待人接物之理、为人处世之道，如南宋朱熹撰写的《小学》、吕本中撰写的《童蒙训》、程端蒙撰写的《性理字训》，明代的《日记故事》以及吕氏父子(吕得胜、吕坤)编撰的《小儿语》和《续小儿语》等。另一种是理性规范性课程，主要通过确立陶冶性情、修养心性、安身立命等方面的具体要求来训导学童掌握待人接物的言行准则和礼仪程式，使他们形成高度社会化的思想观念，养成相应的行为习惯。如南宋朱熹撰著的《童蒙须知》和《童蒙规约》，清代李毓秀撰著的《弟---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子规》，王相编写的《女四书》等即属于此种类型.其中，南宋朱熹撰写的《小学》对后世影响尤著，经统治者救令推崇，被很多小学确定为必修科目。其二，经学课程。经学课程以儒家经典为读本，通过讲诵诸经，或者通过训话、注疏，阐述经籍微言大义，使生徒深明儒家伦理道德义理，晓谕和体认“内圣外王”、“格物致知”之道。自孔子修撰“六经”、创私学、聚徒授业以来，经学即被提升为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并确定、延续下来。汉武帝“罢黔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孺家经典也被推崇为封建社会秩序的出处和根据，经学课程更是在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伦理中位及至尊.汉代以后，历代官学、私学课程设置中，《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都被尊奉为必修课程，只是因社会文化的变迁，在课程设置上各有侧重而已。如汉魏以五经为主;唐宋扩大经学设置门类，将五经扩大为“十三经”，但大体仍以五经为主:明清科举、经学和官制三位一体，“四书五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