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的“中坚阶级”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属于农民，士阶层成为社会中坚，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大多数时候处于社会边缘。“士农工商”四民结构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国文明，这个文明将农业文明发挥到了极致。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变成了一个“超稳定”的社会架构，之所以没有办法从中国文明内部生发近代工业文明，应该从士农工商四民结构中寻找原因，从商业资本始终无法获得充分发展，商人阶级始终无法成为社会中坚中体会中西社会异同。所有这些，当然也是中国走到近代不得不面临的困境，一个没有社会中坚的社会毕竟没有办法建构稳定秩序，更不要说持久的稳定。这个社会中坚阶级，到了近代，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近代中国的先富人群商业资本在中国农业文明状态中并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果仔细阅读《史记·货殖列传》，读中国商业史，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人的商业天赋在那个时代无与伦比，因为在漫长的“前近代”犹太人的商业天赋还没有获得充分发挥。但是，中国人的商业天赋没有使商人成为社会中坚，也没有让商业资本成为社会财富中的重要一极。为了维护中国农业文明体制下的社会稳定，中国在进入帝制之后，持续性打压商业资本，遏制商业资本发展，将商人贬为四民之末，近乎中国社会的贱民阶层。中国社会与其他社会一样，并不是不需要商业流通，不是的。庞大的帝国体制同样需要商业，需要流通，但是农业社会以及与之配套的帝国架构，将一切关涉国计民生的商业，一律交给政府，由政府垄断经营。这个政策开始于西汉武帝时期那次著名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盐铁会议”。《盐铁论》讨论的结果不仅为武帝时期寻找到了发展动力，而且为此后两千年帝制时代提供了一般意义上的发展模式。盐铁官营在两千年帝制时代并不仅仅指盐铁，事实上，只要政府愿意，就必须交给政府去垄断，那个时代的商人在政府垄断之外做些补阙拾遗的功夫，依然能将商业做成一个职业，将商人做成四民社会中的一个阶级，已经相当了不起。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毛泽东曾充满自信地说，假如不是西方资本主义东来，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也一定会自己成长起来，构建自己的近代社会，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当然没有结果，因为历史没有办法假设，西方资本主义还是不远万里来到了东方，进入中国，改变着中国的一切。西方资本主义给中国带来了一套全新的经营模式、经营理念，资本不再是政府垄断，政府也不再靠专营去谋取利益，政府的责任只是保护商业正当发展，保护贸易交往的自由主义原则，自由贸易一旦遇到强权、封闭的干扰，政府必须敢于出手，敢于为商业资本不惜一战。这就是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所说的“商战”。中国确实是被动卷入近代的，中国面对西方资本主义进入时，并没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商业资本，更不存在一个政府之外的资本家阶级。两千年重农抑商的政策指引，一千年科举制度的利禄诱惑，几乎将中国社会全部精英纳入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即便有些因各种原因游离体制、脱离体制而赚钱的人，他们只能被称为“有钱人”，很难被视为资本家阶级。在五口通商之后长达半个世纪，直至甲午战争结局的《马关条约》，中国社会内部只有富人、穷人，没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是中国社会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五口通商之后中国社会出现的一大批“先富阶级”无法被视为中国资产阶级，这并不是他们不想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因为他们的“原罪”，因为他们获取财富的手段在那个时代主要的还是凭借着体制，他们只是一批凭借与体制的特殊关系，近水楼台先得月，是政府工程的承包商、分租者，离开了政府，他们什么都不是；紧跟政府，他们就是一批有钱人。这就是五口通商后，甚至三十年洋务，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对于近代中国第一批“先富阶级”走过的这条路，后来的中国资产阶级并不隐晦。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商战》中明确承认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没有官僚的介入，没有政府的参与、主持，洋务工业根本不可能起步。他甚至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第商务之战，既应借官力为之护持；而工艺之兴，尤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