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历史上有名的“拗相公”，王安石是历史上有名的“拗相公”，在历代文人笔下，王昭君大抵是一位深可哀矜的悲剧人物，汉元帝是一个事先受蒙蔽、事后又情意缠绵的多情皇帝，而毛延寿则是酿成昭君悲剧的祸首。王安石这首诗却独出机杼，于传统见解中翻出新意：正是由于专制帝王对嫔妃只有玩弄之意而并无真实爱情，才导致昭君宁愿含恨离汉。因此酿成王昭君悲剧的元凶是汉元帝。这首诗命题新颖，遭致议论纷纷，短两句写尽了昭君的一生，把昭君生前死后的寂寞悲凉写得淋漓尽致。但虽然命运不济，她仍然眷怀故土，月夜归来故乡。白居易也曾在《王昭君》一诗中写到“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表达的也是昭君的思归之念。看似这些作品都有渲染和挖掘悲剧内涵的异曲同工之处，然而它们的立足点却停留在通首咏昭君，实则抒己怀，如杜甫诗，末句“怨恨”二字，点名主题。昭君怨恨不得汉室眷顾，远嫁他乡，不正是作者感同身受，有感而发的吗？他的遭遇跟昭君太相似了：昭君入宫见妒，他入朝见妒；昭君“一去紫台连朔漠”，他“飘泊西南天地间”；昭君思念故土，魂魄月夜归来；他思念长安，“每依北斗望京华”。更何况这一年他已有55岁了，“美人迟暮”之感与日俱增，但他不敢怨君，所以借王昭君之事抒写自己壮志难酬的愤懑。是什么使他们对昭君出塞寄予无限的怜惜与感叹？不正是这样一种无人理解愤愤不平的同病相怜的深刻感触吗？然而离开唐朝，进入宋朝这一历史阶段，可以看见同样涉及王昭君这一主题人物的代表作便是王安石的《明妃曲••其一》和欧阳修的《和王介甫明妃曲•其一》。这两首作品皆推陈出新、善翻古意。如果说唐代的几位诗人的作品仅仅停留在吟咏昭君的思归之念和感叹其命运的悲剧性上，那么宋朝的这两位诗人，则更多的把描写昭君与时代背景相结合。当时宋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外有辽、西夏等少数民族在边境的威胁，使得朝廷不得不与这些国家订立议和，苟且偷安，导致国力贫弱。而朝廷内部君王臣子却仍然昏庸无道，危机重重却依然只顾享乐。处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两位诗人创作《明妃曲》和《和王介甫明妃曲》，是为了借汉言宋，抒发心中的不满。王安石笔下的《明妃曲》可分为上下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写昭君的美貌。“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着重刻画神态，使得君王不能自持，侧面烘托其美貌，引来汉帝归来怪丹青。王安石另创新意，以场面描写还原了这一幕历史场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而再一句“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更是推陈出新。“杀画师”一事出自《西京杂记》，传说王昭君进宫后，因自恃貌美，不肯贿赂画师毛延寿，毛延寿便故意在她的画像上点上丧夫落泪痣把昭君丑化。昭君便被贬入冷宫3年，无缘面君。而王安石则突出了昭君的仪态美是画师难以把握、难以描绘的，并非恶意中伤，所以从另一角度表现了昭君的美貌，不落俗套。第二部分写到了胡地以后，昭君仍然心念汉室。“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清代的陈衍认为，“可怜”句用意忠厚。的确，明妃明知一去便此生无来日，却依然眷眷于汉，不改汉服，可见其爱国的崇高与真挚，也体现了她一种大义凛然的风骨与品德，与唐代诗人完全不同。或许她的远嫁异乡带着百般的无奈，但她依然是跨出这一步的人。为何担此重任的人不是别人而偏偏是昭君呢？由此可见，作者并不单单只是要表达明妃的悲剧性而已，更是一种对其人格品德的赞颂。最后作者又搬出汉室的另一个不幸的女子阿娇来对比，我们发现，实则昭君远嫁匈奴并不比阿娇终老汉宫更为不幸。阿娇与武帝近在咫尺却还是被抛弃，引出了“人生失意无南北”这一顿悟，意在传达失意之人无分南北的思索。作者笔下的昭君形象于楚楚动人中弥漫着悲凉色彩，显然也是作者怀才不遇潜意识的表露。此诗作于王安石３９岁时。此前曾写有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余言，可这些建议未被当政采纳。但王安石并没有因此消沉，他从地方调任京都后，更亟欲一展宏图。写于这一时期的《明妃曲》也就不完全是以古人的不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