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化党建”对社区治理体系的影响——基于南京华侨路街道的田野调查刘玉东【专题名称】中国共产党【专题号】D2【复印期号】2012年02期【原文出处】《理论与改革》(成都)2011年6期第42～46页【作者简介】刘玉东，政治学博士，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南京210001【内容提要】市场经济的发展分化了党和国家、社会的一体化关系，在客观上要求各地变革现有的社会管理方式。南京市鼓楼区华侨路街道以“公民社区”建设为口号，逐步形成了以“区域化党建”为核心，以党内协商合作带动社区协商合作的治理格局——建立了党建联席会和公民社区建设协会相统一的组织体系。党组织的功能形式在这个组织体系中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其社会功能日益突出，行使国家权力的功能形式日益减少，而且往往以辅助社会功能的实现为目的。同时“区域化党建”弥补了当前社会自治能力不足的缺陷，不同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因党组织的关系联合到一起，促成了多元主体间的协商合作。【关键词】区域化党建/社区/协商合作/公民EE367UU8657557[]D26[文件标识码]A[]1006-7426[2011]06-0042-05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分解了党、国家和社会的一体化结构，在这个社会背景下，构建有广泛社会主体参与的、多元的社会管理体制，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共识。然而这个共识在实践中却遇到了困难，因为自治不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能力，而中国的基层社会不论是在组织建设，还是在观念和习惯等方面，都没有做好结社、合作的准备，自治能力不足以承担国家应当向社会转让出来的治理职能。南京市鼓楼区华侨路街道在2009年确立的以“区域化党建”为组织核心的“公民社区治理模式”的管理体制，对解决自治能力不足的难题进行了探索。这个管理体制的基本理念是，把社区看作“由特定地域内党委政府、单位企业和居民群众组成的自主、多元、开放、协作、互动，享受各自发展权利又主动承担公共责任义务，具有同一发展目标的社会生活共同体”[1]。这个理念，一方面，突出了“公民”概念，强调社区成员共同承担责任并享有权益，即实现自治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正视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将党委的作用置于所有参与主体的首位。这就决定了新的管理体制的基本特点，就是以党组织的“区域化”建设作为推动社会自治的组织平台，并转变党组织的功能形式，使之成为社会自治功能的组成部分。一、“区域化党建”与社区组织体系的治理形式严格地讲，任何公民、企业或单位都必然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区内。一方面，加强社区建设离不开他们的参与；另一方面，这些机关、企事业单位也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他们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也依赖所在社区帮助协调解决，如何实现二者的结合，一直是党委和政府努力探索的问题。2009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全国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提出，以“三有一化”(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场所议事，构建城市基层区域化)的“区域化党建”格局推动社区建设，为实现这种结合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华侨路街道的公民社区治理模式中，“区域化”党建是实现不同社区治理主体横向联合、共同承担社区公共责任的关键。(一)“区域化党建”的组织关系成为驻区单位的合作关系的组成部分华侨路街道的社区治理模式，之所以被命名为“公民社区”，就在于它强调，每个成员都具有公民所应具有的公共责任意识，并承担社区的治理责任，这其中包括以往单位体制下横向上互不隶属，并很少直接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关、企事业单位。1.区域化党建加强了各类党组织的横向联系。区域化党建并不是打破党组织的纵向管理体制，而是将纵向分立的组织关系，依据街道、社区的辖区实现横向的合作。区域化党建在街道层面落实是实行“大工委”制。“大工委”的组成人员，包括在华侨路街道包片的区委委员、街道党工委委员、驻地单位党组织负责人担任兼职委员。而且华侨路街道的“大工委”的横向合作的能力不断增强，“原来有9个委员，今年扩大到了18个”[2]。区域化党建在社区层面实行“大党委”制。“大党委”的组成人员，包括在社区包片的街道党工委委员、社区党委委员、驻地单位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