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武侠电影中的“武”与“侠”张梅李轶天摘要：中国武侠电影自诞生以来就注定了其必须具备两个元素，即“武”与“侠”，武侠电影并非一蹴而就，它有着极深的文化渊源，其文化必源头便是中国的武侠文化和文学作品。对“武”与“侠”的认知和界定并非天然有之，它是伴随着武侠电影的发展和成熟而逐渐趋于正统的。下文笔者将试着对武侠电影进行一个概念上的简单界定，并将“武”与“侠”的历史源流、发展流变进行梳理与归纳。关键词：武侠电影；集体无意识；侠文化随着武侠片的发展及人们观念的变化，“侠”的形象越来越多元，武侠文化经历千百年始终占据老百姓内心一角的原因却是其表现的侠义主题给了生活在体制下的平民们一种精神安慰。武侠世界必须有一个可供叙事的环境，即通常意义上的“江湖”。本文将武侠电影的范畴做出如下界定：从“武”（表现形式）与“侠”（内在精神）的关系出发，以“侠”为划分标准，以“武”为划分依据，以“江湖”为叙事环境，所谓武侠电影，是指在远离政权，自成规则的生存环境中，以武为主要方式宣扬侠义主题，讲述侠义故事的影片。一、武侠电影之“侠”---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侠”字最初与“任”字通假，最早出现与《墨子·经上》篇中的“任”。但历来人们对“侠”的认知并不固定，韩非子在他的著作《五蠹》中，曾将侠归为对统治者存有威胁的一类，要求统治者将其“诛之”。而西汉的司马迁与韩非子的观点却不同，他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写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行，其信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列传》记述了汉代著名侠士朱家、剧孟和郭解的行侠史实，司马迁在书中多次提到“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热情的赞扬了他们的高贵品德。《游侠列传》的出现不仅开创了一种史学的传说，即让历史上的真实出现的侠进入到了历史的记载中，同时开创了侠文学和侠文化的先河。关于中国最早的武侠电影，有两种说法，其一是1920年任彭年导演、陈春生编剧的《车中盗》，其二为他的另一部影片《荒山得金》。其实无论是哪一部作品都表现了侠义主题，均以复仇为主线表现了惩奸除恶的铮铮侠骨之气。最具典型性的是五十年代在香港风靡的《黄飞鸿》系列，黄飞鸿这一英雄人物被刻画成了一个充满儒家风范“儒侠”。黄飞鸿除了外在形象更具儒家风范外，其侠义指向也更具民族性，除了惩恶扬善、扶贫济弱、行医救人外，黄飞鸿的侠义精神更多的体现在其爱国救国的义举上。如果说传统的惩恶扬善是侠骨小义，那黄飞鸿系列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怀则是名族大义，所谓民族英雄侠之大者便是如此。但说到真正将民族精神傳扬于世的则非70年代的李小龙莫属，李小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功夫片正式形成并走向了世界舞台。与《黄飞鸿》系列不同的是，李小龙的形象不仅是传统的惩恶扬善的“侠”，或是怀有爱国情怀的“民族英雄”，更是走向世界显示国威的“时代英雄”。虽然李小龙的影片永远在强调和表现个人英雄主义，但其实他的影片中也充满了富有时代感的自嘲精神。但将自嘲与武侠结合的最为精妙的非成龙莫属，在1978年的影片《醉拳》中，---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成龙一改黄飞鸿老成持重的形象，将其变成了活泼嬉闹的“问题少年”。而尊师重道的传统师徒关系也通过嬉笑怒骂的方式发生了转变。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的武侠电影也被称之为“新武侠电影”，将现代人的认知和思维以武侠的形式进行演绎和宣扬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在这一时期的武侠电影中很少看到对“侠”的歌颂或崇拜，取而代之的是对所谓正统侠道的讽刺与揶揄，传统的“侠”精神遭受到了来自多元化价值观取向的挑战，武侠的价值构成和严肃性受到了空前的颠覆。《鹿鼎记》（1998年）中的玩世不恭的武侠形象，《卧虎藏龙》（2000年）中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认同，《英雄》（2002年）中对善恶观念的模糊界定，《武侠》（2011年）中对自我价值的认同，《太极1：从零开始》（2012年）中对武侠进行游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