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传统史学中“实录”思想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颜娜武汉430079）摘要：中国传统史学中一直沿袭着秉笔直书的传统，历代史家更是把“实录”作为撰写历史所追求的目标。传统史学中的“实录”思想是伴随着历史学一起发展的，本文从中国传统史学思想中梳理出“实录”思想的发展轨迹，用以明晰“实录”精神贯穿中国传统史学的始终，但是，这种“实录”是附加以史家的主体思想、包含有史家的主体意识。关键词：书法不隐据事直书实录直笔（直书）褒贬义例考据求真“书法不隐”、“据事直书”是先秦史官的写史原则。《春秋》宣公二年曰：“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左传》宣公二年对其解释说：“……乙丑，赵穿杀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由此，“书法不隐”成为中国传统史家追求的终极目标。那么，“书法不隐”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应该如何理解“书法不隐”？杨伯峻在其《春秋左传注》中点明了杜佑为“书法不隐”作注曰：“不隐盾之罪。”并加上王肃云：“为书法受弑君之名。”附之以沈钦韩补注云：“言仓惶出奔他国，义不再返，乃可逃弑君之名。”孔子也说：“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杀死晋灵公的人不是赵盾，而是赵穿，但董狐却记载“赵盾弑其君”，他所依据的就是赵盾身为正卿，“亡不越竟（境），反不讨贼”，这是从道义上判断赵盾更应该承担“弑君”的恶名。所以，所谓“书法不隐”指的是史家记事依据“道义”，以此表达史家的善恶褒贬，至于史事本身记叙是否真实则不重要。分析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书法不隐”原则是史家主体所掌握的一个对史事进行判断的标准尺度。所以，“书法不隐”所体现的是史家主体的价值判断，带有史家主体的主观意识。《春秋》在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南史的“据事直书”，曰：“夏五月乙亥，齐崔柕弑其君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解释说：……齐庄公垂涎于姜氏，崔柕因是怒，欲弑庄公。“……乙亥，公问崔子遂从姜氏。……侍人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甲兴，公登台而请，弗许；请盟，弗许；请自刃于庙，弗许。皆曰：‘君子臣柕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墙，又射之，中股，反队（坠），遂弑之。……”在此，详细地记载了崔柕亲自组织并指挥人杀死齐庄公的原因、过程及其细节，说明史实的本身就是“崔柕弑其君”。“大史书曰：‘崔柕弑其君。’崔子杀之。……南史氏---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注：仍书‘崔柕弑其君’于简，执之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特别记载了大史及南史“据事直书”的经过，说明“崔柕弑其君”记载的就是实实在在真实发生的事情。但是它同样是齐大史兄弟和南史的史家主体的“道义”体现。古代表示杀死有多种词汇：刺、杀、弑、戮、戕等，《说文解字》中解释说：“刺：君杀大夫曰刺；杀：戮也；弑：臣杀君也；戮：杀也；戕：他国臣来弑君曰戕。”（2）齐大史兄弟和南史用“弑”来记载崔柕杀害其国君之史事本身就渗透了史家的褒贬评价，我们完全可以清楚的体会出直书的字里行间的善恶褒贬，这就是史家齐大史、南史的主体意识的体现。在记载史事上，董狐的“赵盾弑其君”与齐大史的“崔柕弑其君”并不完全一样，但是他们同样都隐含了史家对史事的一种价值判断，用以彰明君臣道义，都体现了史家主体的思想、善恶是非的观点，在书写史事的过程中贯注着史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和评价。到了汉代，“书法不隐”、“据事直书”发展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记载：“……然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将“实录”视为《史记》的最大价值和“良史之才”的主要标准。《后汉书•班彪、固传赞》中把“其文直其事核”写作“文直事覈”。“文”、“事”两词出于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