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刘宗让摘要：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实践中存在法规体系不健全、问责主体和对象及范围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缺乏监督机制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亟需对官员问责作出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基本制度规范的设计、组织实施体制与机制的配套和观念意识的培育等内容。Key：官员问责；制度安排；观念意识：D262；D630：A：1004-1605（2009）01-0008-04最近一个时期，中国政坛上刮起了“问责风暴”，一大批党政干部因未能尽职尽责而引咎辞职或受到责任追究。应该看到，我国官员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均刚刚起步，尚未形成系统化的规范和机制，这显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极不相称。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尽快对官员问责作出制度安排。一、我国官员问责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是问责的法规体系不健全。目前问责实践中依据的法规，多散见于各种文件中。其中，既有党的条例，也有政府的法规；既有中央党政部门出台的，也有地方党政部门制定的。例如：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中对特大安全事故进行问责的规定，2002年7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有关于党政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的规定，以及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相继出台的有关官员问责的专门法规等。应---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该说，这些文件的颁布，使官员问责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实施的依据，但从总体上看，它们的效力层级不高、适用范围不广，已经难以满足官员问责的实践对法规体系的要求。其次是问责的主体、范围和对象不明确。所谓问责主体，就是由谁来问责。按照宪法的规定，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同级最高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要对它负责；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宪政权威上的质询权。但最近的几起问责事件，都是因为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由中央领导同志做了重要批示才启动的，而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后却没有一点声音，这无疑是极不正常的。我国目前的问责实践主要是采用“同体问责”的方式，其中又以党政部门内上问下责为主，而上级特别是高层党政官员的相关责任，往往难以在“同体问责”中得到有效的追究。与此同时，“异体问责”的方式在我国极少采用，立法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他问责主体的权力没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行使。权力机关虽有质询制度，却很少听到人大代表主动提出政治问责的质询案；虽有罢免制度，也主要是对已认定违法犯罪的官员才实行。即使是对官员的问责处理，也不时出现一些与法理相悖的情况。如在吉林中百商厦的火灾事故处理中，吉林市长刚占标引咎辞职的处理通报来自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和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而不是来自选举和任命他的人民代表大会。这种现象虽令人遗憾，却不足为怪。试想，如果连权力机关这个最重要的问责主体都难以真正到位，其他异体问责的主体要履行问责职能岂不更加困难？在问责客体即对何人问责上，我国官员问责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党政机关责任规定不明确，不同党政机关之间、党政机关上下级之间职能交叉严重，权力划分模糊，导致责任人难以确定。二是党政官员责任划分不清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我国各级党委虽然拥有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可权力机关和选民既不---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能罢免党委成员，也不能在法律上要求党委及其成员承担责任。三是正副职官员的责任划定不清晰，一些副职官员承担了本不应该由他们承担的政治责任。四是官员问责制与党政决策机制的逻辑矛盾。作为我国党政决策机制的民主集中制，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集体负责制，而官员问责制则要求官员对个人职责范围内的过失承担责任。五是有效的官员问责必须建立在严格的职位分类体系之上，而我国目前尚未建立严格的职位分类体系。在问责范围上存在着界定不清的现象。纵观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几起问责事件，不难发现，其问责范围仅限于重大安全事故领域，而且这些重大安全事故只是因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才促成了问责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