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大災難人口只剩十分之一英國著名學者H·G·韋爾斯的《世界史綱》講到“中國的漢朝與唐朝”時有這麼幾句話:“也許因為窮奢極欲損傷了元氣，漢朝衰落了，在西元2世紀末，一場波及全世界的大瘟疫使中國的制度崩潰了，這是一場使羅馬帝國陷入一百年混亂的瘟疫，漢朝像一棵狂風中的朽木一樣傾倒了。”此語似乎說明，東漢的滅亡更是天災。讀《三國》時過於注重人物與情節，忽視了小說是否有對瘟疫的描寫，於是查查資料，從一些側面瞭解那場災難。有一篇講“中國醫院發展史”的文章有如下說法:中國類似醫院的組織最遲在漢朝元始二年(西元2年)就已經有了。那年黃河一帶發生旱災，瘟疫流行，皇帝劉衍(音看)選了適中的地方，較大的屋子，設置許多醫生和藥物，免費給老百姓治病。這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公立的臨時時疫醫院。到了延熹五年(西元162年)，皇甫規被提升做中朗將的官，率領大隊人馬，在甘肅隴坻一帶作戰。適逢著軍隊裏疫病流行，死亡率高達30—40％。皇甫規便租賃大批民房，設置醫藥，把病員都集中起來一起治療。他還每天去看士兵們的病，得到全軍的熱愛，當時軍隊中的這種醫療組織叫做“庵廬”，相當於現在的野戰醫院。另一篇文章記錄的更為詳細:(中國瘟疫暴發）一是東西漢之間至東漢時期（西元1—3世紀）；另一是明末至清初（西元16—17世紀）。這兩段時期都是處在地理環境的突變時期。氣候變遷異常激烈，導至生物圈和人類智慧圈的失調及震盪。此間一些奇怪的病症、瘟疫就會預1想不到地突然出現。東漢末年從西元204年至219年（建安九年至建安二十四年）中原地區流行瘟疫兇猛。東漢張仲景在“傷寒卒病論”中說“餘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來，猶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傷寒十居其七”。特別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死人特多。魏文帝曹丕回憶說:“昔年疾疫，親故多受其災”。又說:“疫癘多起，士人雕落”。那時中原“家家有伏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聲，或合門而亡，或舉族而喪者”。張仲景與曹丕的話證實了瘟疫的存在。但是，這場瘟疫暴發的原因又是什麼呢？有資料說:東漢末年，又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大瘟疫時代。關於瘟疫的起源，據說是源自兩漢征討外族的戰爭。《漢書》中記載了一名匈奴俘虜的話:“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今人認為，這一記錄反映了匈奴用病死的動物，向漢軍傳播傳染病的情況。在當時西方世界的歷史記錄中，也對源自於匈奴的疾病有相當篇幅的描述。弗雷德裏克·卡特賴特在他的大作《Disease&History》（中譯本為《疾病改變歷史》）中稱:“西元一世紀末時，一個殘忍好戰的民族出現了。他們來自蒙古地區，橫掃大草原直至歐洲東南。他們從中國以北地區出發，可能是被疾病或饑荒驅使，抑或兩者兼而有之，這些騎馬的入侵者是匈奴人……匈奴人帶來了新的傳染病，造成了被歷史學家稱為‘瘟疫’的一系列疫症的流行。”讀過《三國演義》的人都知道後漢三國時代的許多故事，但未必知道2這數十年間，出現過連綿不斷的大瘟疫。其死亡人數之多，簡直無從統計。可惜不論《三國志》還是《三國演義》都沒有注意到這件歷史性大事，幸而《後漢書·五行志》還留下幾行極簡略的記載，使人知道除了戰爭外還有一個瘟神同時肆虐。該書記載從西元119年至217年這百年間的十次大瘟疫，既119年會稽大疫125年京都大疫151年京都大疫九江廬江大疫161年大疫171年大疫173年大疫179年大疫182年大疫185年大疫217年大疫。之十次瘟疫，最集中的是靈帝在位15年間，共達5次，也正是黃巾賊大起義前夕，民不聊生的時候真所謂禍不單行，大疫又兼大兵，中原地區陷入極恐怖的狀態。有個戶口增減的數字很可以說明問題，恒帝永壽二年（西元156年）全國戶數是1607萬多戶，人口是5006萬多口。到三國末年魏蜀吳合計只有戶數149萬多戶人口剩下560萬零200多口（金兆豐《中國通史·食貨篇》）僅存十分之一，這是何等驚心駭目的數字。當然這裏沒算上戰爭和流動人口，但其數字也讓人害怕。瘟疫流行老百姓固然大量死亡，就連有特殊地位的官僚也不能避免。曹丕還未稱帝時寫了一封信給吳質，其中說“昔年疾疫，親故多罹起災，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