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的政党制度韩月香［摘要］政党作为政治组织，是社会参与的重要力量。政党的政治参与也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基本方式，所以说，政党构成了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支柱。政党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资源。但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意识形态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的政党政治学的学术研究可以说乏善可陈，进展缓慢。在今天政治体制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进程中，我们应该以更加科学和现实的思路，来研究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关键词］朋党政党民主政治一、中国的政党文化与政党制度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兼收并蓄、求同存异、厚德载道，追求政通人和，由此而形成的中国传统政治环境具有浓厚的反政党特征，这其中有三个相关联的原因，一是小农经济、重农抑商政策和产权制度的缺失阻碍了资本大规模的集聚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客观上削弱了民主思想和民众利益表达的力量，不利于政党意识与组织的产生；二是王权专制的需要和儒家文化的倡导，士人历来轻视、贬斥“朋党”，青睐“学而优则仕”的上达之道，基本杜绝了通过组建政党提出政治要求的可能性；三是严格的等级专制秩序使任何非血缘性的社团尤其是政治性组织，都被视为潜在的威胁，历代统治者都不遗余力地禁止、打压。中国思想界一直认为朋党“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惘，诬惘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所以，历代士大夫对此总是忧心忡忡，提醒君上“塞朋党之门”、“禁朋党以厉百姓”。统治者历来对朋党就心存芥蒂、疑虑重重，在士大夫的鼓噪下，往往借“塞朋党之门”、“禁朋党以厉百姓”的高调来维护、强化其专制权力。比如，有清一代，皇帝们都对朋党严厉禁止，顺治帝下诏谕说：“士习不端，结社定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相煽成风，深为可恶，著严行禁止。”［1］康熙帝也曾说：“人臣分立门户，私植党羽，始而蠹国害政，终必祸及身家。”［2］雍正帝为此特作了《朋党论》，洋洋洒洒来论证禁朋党之好处。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厉禁朋党之惨烈、朋党灾祸之频繁都是绝无仅有的，诸如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党争、宋代的元佑党案、明代的东林党案便是其荤荤大者，哪一次不是无数人头落地、血染政坛！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这条缓慢到几乎停滞的古老大船不得不改变航向并被迫加速前行，中国的近代化、资本主义化明显加快，面对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的政坛也出现了眼花缭乱的局面，人们纷纷突破“君子不党”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传统训诫，投身政治，“你方唱罢我登台”，这是中国的第一次政党繁荣期，特别是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1911年又颁发《实行宪政谕》和《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取消了对政党的限制，政党第一次在中国获得了合法身份，所有这些对中国政党的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体说来，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国政党格局和政党制度经历了四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民国初年竞争性政党的实践及其失败的阶段。民国初创时期，受党禁放开、同盟会分化、共和政体确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政党群起。据统计，从1899年到武昌起义之前，国内公开出现的现代性政党团体达668个，［3］武昌起义后，经过多次分化组合，逐渐形成了30多个有一定影响的大党，不同的党派纷纷提出自己的建国主张。总体上说，这一时期是中国政党仿照西方议会政党的方式在中国进行议会政治实验的阶段。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结果国民党大获全胜，在参、众两院获得392席，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仅获得223席，［4］主持竞选的宋教仁兴奋不已，认为他的国会制的责任内阁政治理想和政党政治从此在中国有了希望。但是，还没有等到国会召开，宋教仁就被刺杀，袁世凯登上了总统宝座并下令解散国会。议会制、多党制政党政治实验彻底失败。第二阶段是孙中山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思想及其实践阶段。从1914年到1924年国共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中国政党进入了一党建国和一党治国的少有的格局中。多党竞争失败后，孙中山对辛亥革命中“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现象进行了反思，认为要战胜强大的反动势力，必须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