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的制度困境及其破解二、中国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的制度困境纵观中国大学治理60年的变革，政策变迁被锁定在“行政化”的路径之中。中国大学“去行政化”改革为什么如此艰难？在此，我们把中国大学的“行政化”与制度主义相关理论联系起来，试图为中国大学“去行政化”提供一种制度主义的解释。为了增加理论的解释性，有必要从广义上来理解制度。我们认为一切为人类行为提供意义框架和认知模板的结构都属于制度的范畴。作为一种意义系统，在制度内，组织和个体的行为依赖意义的注入和符号的运用。任何政策变迁均受制于同构性逻辑、认知逻辑和积淀逻辑三种机制。（一）同构逻辑与办学自主权制度主义强调环境在政策变迁中的作用，这就是同构性逻辑。根据这种逻辑，制度将要且必须适应环境变迁方式，宏观的社会结构将限制任何制度背离现状太远。当然，同构性逻辑并不排斥组织（制度）对环境的能动性。大学作为社会中的组织，其制度安排暖到宏观的经济、政治结构的塑造。中国大学制度的演变与计划经济体制、集权管理政治体制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全面学苏”的国策，与此相适应，国家逐步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之配套的中央集权化管理方式。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政府很快将大学纳入全面行政管制之内。中央政府通过1950年《高等学校暂行规程》、1961年“高教六十条”等规章条例，把大学变成了政府的附属机构，大学管理逐步走向“行政化”。---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计划经济体制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对的一个概念。前者是以国家指令性计划调控经济生活，后者则以市场调控经济。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现在仍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大学的“去行政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计划经济体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运行方式的计划调控，一是资源配置的政府主导。经济运行方式的计划调控直接影响着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落实。长期以来，在中国高等教育的体制机制安排中，大学办学的权力比较小，政府的行政干预较大。随着计划调控向市场调控的转型，中国大学办学自主权在逐步扩大，政府的直接干预逐步变少，这为大学的“去行政化”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教育资源配置的政府主导也直接制约了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落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以行政手段配置教育资源，此时大学的办学理念基本上是政府意志的反映，对社会发展需要反映迟钝。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以市场作为教育资源配置手段逐步受到重视，逐步形成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相结合资源配置方式，大学开始面向社会自主办学。[11]这是“去行政化”屡屡被提起的原因所在。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是高等教育体制的集权模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学的办学权和管理权归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大学没有办学的权力。中央集权体制使地方办学的积极性和教育管理的制度能力被极大地削弱。这种教育权的配置对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扩大和落实影响很大。中国大学办学自主权经过多次放权—收权—再放权—再收权的循环，政策变迁总跳不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第一，1958年以前，经过2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确立了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体制，建立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大学制度，大学办学权力完全集中于中央政府。第二，1958年至1963年期间，经历了一次放权-收权的急剧变革。20世纪50年代后期，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使各大学在办学中很难有灵活变通的余地。1956～1960年进行了“教育大革命”，实行以地方管理权力为中心的体制改革，将教育部和中央各业务部门主管的大学下放地方，大学办学由地方政府自行决定。然而，权力的下放导致高等教育系统呈现无序增长和混乱的状况。为了纠正高等教育领域的盲目冒进，1961年9月印发了《高教六十条》，重申实行统一领导，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体制。第三，“文革”10年，外部政治环境发生急剧变迁，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领导权再次下放地方。在“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下，大学发展出现失控现象。第四，1978～1992年，又经历了一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