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律思想史对中国法律的影响和未来的指导关键词：西方法律思想史影响改变法律法治社会开展摘要：中国法律传统的中断，我们无法从中国固有的法律传统中自然地推演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中国法律现代化却是西方法律传统的继受。如果我们的法律制度是现代的法律，那么要理解这些法律就必须参祥西方法律思想史。正文：从法律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法律思维方式存在着尖锐的冲突。中国法律思想的贫乏与西方法律思想的庞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要延续和开展中国的法学，我们要放弃传统的法律思维方式，以西方法律思想的方式看待中国法律传统的问题。从夏商的“天命天罚”和西周的“以德配天”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中国法律思想也经历了几千年。任何现代的思想，我们都可以从老祖宗那里找到似曾相识的说法，我们也经常以此为自豪。但是，当我们试图把中国的法律思想与西方法律思想联系起来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两者如此的反差，以至于无从下手来进行比拟。二十年前，我们就有过中西比拟的著作和论文，比方《中国与西方的法律观念》、《孔子与柏拉图法律思想的比拟》、《韩非与马基雅佛利权术思想的比拟》、《老庄学派与斯多葛法律思想的比拟》等等，不管怎样，给人的感觉仍然是关公战秦琼，不知道这种比拟的连接点在哪里。与其说是法律思想的比照，不如说是政治哲学的比照，不如说是哲学的比照。以上面提到的那位汉学家的《中国与西方的法律观念》而言，除了“自然法”这个概念之外，我没有发现任何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名词术语和原理原那么，而且就这个自然法思维模式而言，除了实在法和自然法逻辑区分的意义之外，我们也找不到中西方概念上的联系与区别。比拟的结果，仍然是中国法律思想史，甚至是曲解的中国法律思想史。责任。我问：为什么如此地肯定？得到的回答是：刑法教科书上都是这样说的。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我在自己家院子里安装一个保护我私有财产的电网，难道不是在捍卫我宪法意义上的财产权利吗？学生和法官们不回答我的问题。或者他们回答不了我的问题，或者他们不愿意与我发生争论，或者他们根本无意回答在他们看来无需回答的问题。不管是哪样一种情形，有一个问题是明显的，那就是刑法学人和实际工作者不愿意探讨法律理论的问题。而在我看来，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刑法人就必须借助于法律的历史和法律的理论，而同时融合法律的法律和法律的理论，就---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要求助于西方法律思想史。按照西方法律思想史，我们对此才有完整的答案：古代社会并不反对以致命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如同现代社会私设电网的行为一样，因为古代人多地广，我的土地和我的财产是我生命和健康在空间上的延续，罪犯侵犯我的财产，就是对我的一种威胁。现代社会城市的兴起，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缩小，私设电网的行为对他人风险增加，风险加大就意味着行为人注意程度的提高，因此古代社会土地和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开始受到法律人道主义（保护犯罪人）的制约。即使如此，现代社会也不一概地对私设电网者课以责任，法官也还要区分：城市里的私设电网与农村里的私设电网？白天电网通电与夜间电网通电？犯罪高发地区私设电网与犯罪低发地区私设电网？每一种区分都有着不同的法律结果，每一种结果都包含着不同的法律理念。可是刑法学者不讨论这些问题，他们只是在机械地援引着法规，最多谈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这样社会危害性的讨论，与其说是讨论学术问题，不如说是在讨论政治问题。在中国法学界，民法的人解释着法条，法理学家谈论着哲学，私法与法哲学的溶合迹象尚未出现。“民法是关于财产和人身关系法律规范的总和”，这只是对民法的一种描述，而不是民法的一种定义。真正对民法的研究，停留在法条的整理和解释层面是不够的，民法不仅仅是现象的描述，而应该是私法规范与私法精神的统一。从私法制度中寻找法律的精神，从法哲学的抽象中寻找法律实践所隐藏的意义，应该是民法学界和法理学界共同的任务。当民法学家和法理学家携手起来，共同探求私法理念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找到我们自己的真正的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