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阳：论中国国家的生成路径及其影响论中国国家的生成路径及其影响－中国早期君主制及政教合一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起源一、引言关于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摩尔根所建构的分析模式与中国早期历史实际间存在着较大的裂隙，正如王和所言：“一方面，按照经典理论的解释，无论是雅典模式，罗马模式还是德意志模式，国家都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的’，因此，国家区别于氏族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以个人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已经被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家制度’。另一方面中国历史的实际又不断提示史学工作者：夏商时代既是一个确凿无疑地存在着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作为体现‘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的产物’的国家所应具有的权力机构（如官僚、军队及相应管理机构）和意识形态已经出现的时代，又是一个其人民划分仍然保存着鲜明的血缘特征，由血缘和地缘结合方国组成的‘天下众邦’的时代。”[1]当然，反差还不仅表现为“氏族血缘是否解纽”方面，甚至夏代阶级矛盾是否已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也没有多少史料能够予以证实，何兹全曾因此反对将夏朝的建立作为国家产生的标志。[2]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这一分析模型已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指责。童恩正结合现代文化人类学的新成果，列举了其对中国史前史研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3]谢维扬则着重对其“部落联盟”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其“不具有普遍意义”，并---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试图引入“酋邦”概念描述中国国家起源前夜的社会组织。[4]何兹全也开始用“酋邦”和“早期国家”的概念来描述中国早期政治组织。[5]这一引入新概念和理论、突破摩尔根分析模型禁锢的尝试，得到了许多国内著名史学家的鼓励和支持。李学勤在为谢维扬著《中国早期国家》所做“序”中指出：“对萌芽形态的国家、早期阶段的国家，赋以特殊的名称，或许是必要的”，并认为“有了《中国早期国家》，这方面课题的探索就跨进了新的阶段”[6]，王和在该书书评中也对其对突破摩尔根分析模型的意义，作出了很高的评价。[7]“酋邦”是现代文化人类学界通行的概念。美国学者塞尔维斯曾提出群队－部落－酋邦－早期国家－帝国的社会演进模式，认为酋邦是介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性社会和以地域经济关系为基础的政治性社会之间的一种社会形态。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其特点是已产生了集中的政治制度和权力中心，形成了等级制度和与之相对应的文化，世袭酋长权力成为社会的中心，支配着一个为其服务的官员系统。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这一“概念”的引入，对正确认识中国国家起源前夕的社会组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作为一种分析模型，它仍是不完满的。这不仅表现在酋邦与早期国家之间的界限很难确定上[8]，更重要的是运用这一理论解释早期国家类型成因，必须假定中国与雅典和罗马曾存在过不同的史前传统。从引入这一概念的目的来看，主要是为了能够对早期国家的不同类型作出相对完满的解说。大凡治中国古代史的学者，都会感受到中国早期国家与雅典和罗马之间的巨大差异。由于摩尔根分析模式倾向于肯定人类史前（也包括以---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后）社会形态的一致性，这些差异便无法得到圆满的解说。引入酋邦理论，进而假设中国与雅典及罗马的史前传统不同，便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主要思路。谢维扬先生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谢先生在确认酋邦是大多数地区前国家时期普遍存在的社会形态之后，进而假定雅典和罗马“例外”没有进入酋邦社会，而是以“部落联盟”为其基本的社会组织，于是便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两种早期国家的生成模式：从氏族社会直接演化为国家的“氏族模式”；从酋邦社会演化为国家的“酋邦模式”。[9]但这一假设事实上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首先，从塞尔维斯所提出的人类史前社会演进模式上看，是倾向于承认人类史前传统的一致性的，对这一理论的修正必须有相应的实证资料加以支持，但所谓雅典和罗马史前没有演进为酋邦社会的说法（即其社会组织为部落联盟的说法），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