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的新教伦理那里找到了宗教辩护和伦理的合法性。以韦伯新教伦理为价值原点,把后现代语境下的伦理考量及其伦理学方法合称之为“后新教伦理”,旨在凸显西方宗教与伦理价值渊源的内在关联性,界说新教及其伦理的孕育、发端和发展,窥思信息主义技术范式对新教伦理在形式上的质疑和质料上的强化。关键词:后新教伦理;信息主义;强化;新教伦理中图分类号:B82-06文献标志码:A引言依据不同的技术范式及其主导下的社会生活模式,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可以依序区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同样的旨趣,西方伦理在韦伯的笔下戏剧性地以前新教(Pro-protestant)伦理、新教(protestanc]伦理与后新教(post--protestant)伦理的逻辑推演前行。前新教(特别是指中世纪的基督教)伦理奠定了西方前工业社会传统主义意义的栖息地;以能源技术为核心的工业主义范式一手打造的现代工业社会及其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的新教伦理那里找到了宗教辩护和伦理的合法性。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主义范式主导下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模式正破壳而出。在不同研究领域的“时行话语”中,对这种全新的社会生活模式的表述方式也不尽相同。不仅如此,以麦金太尔为代表的“新美德伦理”、以派卡·海曼为代表的“网络伦理”和以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后现代精神”都试图为这个全新的社会模式建构出自己的伦理“座架”。以韦伯新教伦理为价值原点,把后现代语境下的伦理考量及其伦理学方法统合称之为“后新教伦理”,旨在凸显西方宗教与伦理价值渊源的内在关联性,界说新教及其伦理的孕育、发端和发展,窥思信息主义技术范式对新教伦理在形式上的质疑和质料上的强化。新教亦称清教(Puritanism),是文艺复兴之后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现的各种宗教改革派的统称。宗教改革并非意味着废除宗教对日常生活的控制,而是以一种新的抑制方式代替旧的控制方式。上帝从超验神龛上走下来,步入寻常人家,它使普通人的道德行为摆脱了无计划、无系统的特点,整个行为要服从于某种前后一致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行善”,即带着“为上帝增添荣耀”的意图行事。选民通过自己的善行来获得“拯救的确证”,从而使一个人从“自然状态”变成“蒙恩状态”,并在某种相对程度上达到与基督般的完美。这种“善行”实质上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新教禁欲主义限制消费尤其是强烈反对奢侈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它打破了营利冲动的传统主义伦理桎梏的束缚,不仅使其合法化,而且将其视为上帝的直接意愿。一旦限制消费与谋利行为的解放结合起来,不可避免的实际结果就是:强迫节省的禁欲导致了资本的积累。在财富消费方面的限制,自然能够通过生产性资本的投资而使财富增加。一种独特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就在新教基督徒的经济合理主义和新教禁欲主义间固有张力的基础上形成了。只要在形式上正确的界线之内。只要道德品行白璧无瑕且在财富的使用上无可指摘,资产阶级实业家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追求金钱利益。一、新教伦理的特征性要素尘世劳动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所应尽的义务、尽可能合理合法地赚钱、宗教禁欲主义等共同构成了新教伦理的特征性要素。首先,“天职”观念与新教工作伦理:新教工作伦理有三个核心理念,即工作或劳动本身就是目的:工作时人们必须恪尽职守;工作必须被看成一种因为必须做而必须做的义务。韦伯认为,在现代工作场所劳动的人必须有这样一种精神态度,即不去时刻盘算如何以最舒适、最少劳动的方式取得惯常得到的工资,恰恰相反,作为上帝的选民,每一个人都必须把劳动本身当作惟一的目的、当作天职去完成。“天职”(calling)观念早在中世纪甚至在古希腊晚期就已萌芽,但是新教“天职”观念的新颖之处就在于,它把完成尘世生活的义务尊为一个人道德行为所能达到的最高形式。它第一次赋予日常尘世行为以宗教意义。上帝所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用修道禁欲主义超越尘世道德,而是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上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尘世是为荣耀上帝,而且仅仅是为这一个日的而存在的,为日常生活服务的职业劳动也因此具有了这种特征。现代社会的职业分工也同样被视为是神意的一种直接结果。因此,每一个选民都应该“克尽职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