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兴”的研究现状概述二十世纪“兴”的研究现状概述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对“兴”的研究引入了现代意识，拓宽了学术视野，对这一传统的文艺学美学观念进行了多角度的切入，鞭辟入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首先，注重对本源的考索，而尤其注重对其原创性美学思想的探讨，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根源和思维特征，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诗性品格。但尽管学者们的热情空前高涨，结果却仍人言言殊，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就说明，“兴”所蕴涵着的潜在意义，一如西方文艺学美学中的表现与模仿，悲剧与崇高，成为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从总体上来看，现当代有关“兴”的见解大致有如下几种：一、“兴”是诗歌创作中的“协韵起头”。这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界的普遍看法。由于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古史辨派首开风气，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学人以疑古的态度较早将目光聚焦比兴，开始了对这一问题探索的艰难旅程。由于对朱熹《诗集传》的比兴界定大为困惑，顾颉刚从反思《诗经》着手，通过对他收辑的现代民间歌谣的分析，“忽然在无意中悟出兴诗的意义”，[2][P674]于一九二五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起兴》的文章。他认为，“兴”的运用主要在于协韵起头，没有高深的内涵。就像歌谣“阳山头上竹叶青，新做媳妇像观音”，“阳山头上花小篮，新做媳妇许多难”，[3][P674]“新做媳妇的美，并不在于阳山顶上竹叶的发青，而新做媳妇的难，也不在于阳山顶上有了一只花小篮。它们所以会这样成为无意义的联合，只因为‘青’与‘音’是同韵，‘篮’与‘难’是同韵。若开首就唱‘新做媳妇像观音’，觉得太突兀，站不住，不如先唱一句‘阳山头上竹叶青’，于是得了陪衬，有了起势了。”[4][P675]由此，他反推《诗经》中的《关雌》一诗：“我们懂得了这一个意思，于是‘关关雌鸠’的兴起淑女与君子便不难解了。作这诗的人原只要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嫌太单调，太率直了，所以先说一句‘关关雌鸠，在河之洲’。它的最重要的意义，只在‘洲’与‘逑’的协韵。至于雌鸠的情挚而有别，淑女与君子的和乐而恭敬，原是做诗的人绝没有想到的。”[5][P676]此后，钟敬文、何定生坚决维护其师顾颉刚的观点，并举《诗经》和民歌的例子加以论证。古史辨派在这带有极端化的研究中显现了他们想突出传统学术重围的决心，然而这种武断的态度带有极强的消解传统阐释的倾向。方法显然过于简单、片面，但是，尽管古史辨派把“兴”仅仅理解为“协韵起头”的研究存在表面化、简单化的倾向，这些研究却仍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二、比、兴是两种“表现手法”。这以朱自清的研究成绩最为突出，他的研究成果集中表现在《诗言志辨》中。《诗言志辨》专列有《比兴》一篇，在这篇文章中，他从《毛诗》下手，对“赋”、“比”、“兴”本义的阐释也只以关切《毛诗》为主。他认为，比兴与诗教关系密切，“比兴有‘风化’‘风刺’的作用，所谓‘譬喻’，不止是修辞，而且是‘谲谏’了。”[6][P49]通过对《毛诗》的实际考察，他认识到，“《毛传》‘兴也’的‘兴’有两个意义，一是发端，一是譬喻；这两个意义合在一块儿才兴。”[7][P53]同时，他又认识到《毛传》譬喻的无限复杂性，有时兴句是平行的譬喻，又称显喻（Simile），有时兴句是孤悬的隐喻，两者的意义特别难以辨明，只能根据《毛传》的理解粗略分析。在区分兴与比时，朱自清说：“只有发端才是兴，兴以外的譬喻是比。”[8][P60]因此，语义模糊。朱自清的研究较之古史辨派有更强的说服力，但是尽管如此，他的论证仍给人以雾里看花之感，这恐怕也是他反复强调比、兴的二义“缠夹”的原因。三、从宗教学、民俗学的角度探讨“兴”的本义。此以闻一多为代表。闻一多看到了《诗经》里的兴句中存在着“他物”与“所咏之辞”之间意义松散的事实。因此，他指出《诗经》中的“他物”原本都有神话、宗教上的含义，这种含义原本与“所咏之辞”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是由于宗教、神话观念的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