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修仙日常傅国涌:十年后我们再来看富二代在历史学者傅国涌的眼中，真正的企业家首先是人，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人性的亮色，他们也是公民，要具备基本的公民品质。对于企业精神的传承，他认为拥有财富者所从事的最大公益是，推动社会的自主变革。他赠言“富二代”，做一个拥有自由思维的人，通过独立思考、独立行动成为像穆藕初那样受人敬重的企业家。中国财富：您一直很强调一个企业家与时代环境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傅国涌：两者相互成全、相互效力，其实任何一个阶层与时代的关系都是这样一种相互关系。到了近代，中国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商文明社会转型之际，产生新的企业家阶层不是偶然的。近代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随着《马关条约》的第1页共11页签订，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创办工厂，也使中国更多的读书人、士大夫阶层投入创办企业的行列。这样一来，一个全新的、以往没有的阶层产生了。他们借鉴西方创办企业的经验，但骨子里仍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迹，包括只读过私塾的荣氏兄弟，他们都熟悉中国的四书五经等经典，同时他们又遇到了一个中西碰撞、交会、融合的大时代，那个时代给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会，同时他们的实践也给那个时代带来了新的活力，他们还通过办企业的盈利做社会公益。他们因此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并直接参与许多公共事务，以有力的姿态介入到推动社会变革的进程当中。不说状元出身的张謇，就是刘鸿生、穆藕初、卢作孚等人也都有从政的经历，把他们企业管理的经验运用到具体的施政当中。我认为，这个阶层与时代的关系就是，时代环境提供了这第2页共11页样的可能性，让他们有机会创办企业，并有机会对整个社会进程产生影响，反过来他们又曾深刻地影响了时代的走向，相互成全、相互效力。中国财富：当代企业家与近代企业家有何不同？您说，从穆藕初的身上看到了企业家自觉的公共关怀意识？傅国涌：这几代人之间，最关键的不同是所处时代的空间不同。穆藕初之所以有自觉的公共关怀意识，首先在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没有将他做事的空间给剥夺了。我不想特别强调个人才智、品格、个性之间的差异，而强调时代的空间，一个时代有怎么样的空间，就能产生怎么样的人物。这是相辅相成的。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为多数人信奉的约定俗成的评价标准，也就是基本的价值判断。今天我们在谈论企业家这个概念时，更多的是从职业角色而言，把那些办企业者都称为企业家，而第3页共11页没有考虑精神内涵，也就是企业家精神、承担社会责任这些指标其实都没有放进来。如果用严格的标准，我真不知道今天这块土地上有没有企业家，或者有多少人配得上这个称呼。中国财富：您强调社会要给予企业家发展的空间之时，是否还强调一种社会价值认同？傅国涌：在近代历史上，人们至少还能遵守那一套几千年来经过世世代代共同信守的底线，人们心里都有一把尺子，例如中国人平常讲的“天地良心”。由这一价值标准所形成的社会伦理、社会道德规范是普遍被接受的。近代企业家面对的时代是有底线的，那是因为社会是有底线的，人们还可以从容生活，从容做事，从容面对未来，即使遭遇一些突发事件、重大变故，也不会产生一种无底的恐惧。他们往往有进取的一面，有走在时代前面、勇于尝试的一面，也有在私人生活、伦理道德上保守传统的一面，正是对中西方价值观的兼收并济，使穆第4页共11页藕初、陈光甫、史量才等中国读书人转变为新型的企业家。中国财富：如今，第一代创业的当代民营企业家都将“退出”，进入由后代接班的时刻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称他们为“富二代”阶层，您认为当下他们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傅国涌：现在还很难判断这一新富人群体以后的价值取向，对他们的种种判断也许都为时过早。对于这个新富人群体而言，最担心的恐怕是财产安全问题，而非财产自由问题。安全与自由不是一回事。他们的父辈这一代对财富很在意，当然希望后代能安全地继承财富，但对于财产与自由这些还不会有更深的关注。他们的子女大致也没有到这样的阶段。当今社会，考虑得更多的是财产安全问题，因为考虑财产自由的风险太大，自由是需要代价去追求的，这样的风险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