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茗公：我们的“教科书问题”作者：李茗公来源：作者赐稿来源日期：2010-10-13日本的“教科书问题”，激起了惨遭受其蹂躏的亚洲人民的无比愤慨。历史决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温顺女孩子，妄图掩盖历史，连日本国内也是一片反对声。谁冒天下之大不韪，掩耳盗铃包藏祸心，都不会有好下场。然而，在谴责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应该以同样的眼光审视自己的教科书。例如把1959年至1961年“人祸”说成“天灾”，和平年代饿死几千万人，比八年抗战死的人还多，却只字不提。当年在大学里，老教授勃非常痛心地说：“什么自然灾害?没有五七年压制民主的反右派，就不会有五八年头脑狂热的大跃进;没有吹死牛不偿命的大跃进，就不会有五九年庐山会议错上加错的反彭德怀，更不会有饿死几千万人的‘三年人祸’!”这话让我大吃一惊。于是，我就开始注意这段历史，在教授的帮助下收集了逐渐披露出来的大量资料，事实证明教授没有说错。1957年反右斗争的前因是党中央号召整风，让党内外人士向党提意见。许多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从内心深处认为“事无不可对党言”，有一部分意见“实话实说”比较尖锐，也有个别人说了过头话。于是，号召向党提意见却变成了“引蛇出洞”，552973名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由此开始酿成了共和国一系列悲剧。粉碎四人帮后平反了552877人，只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各地共96人不予平反。但近年来众多报刊书籍披露的史料都证明章罗储等并不是敌人，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极为珍贵。“我花开后百花杀”，连国宝级的知识分子也毫不吝惜地扔进了历史垃圾堆。那些侥幸没有被打倒的知识分子，也一个个噤若寒蝉，谁敢对刚刚取得胜利的当权者说半个“不”字?于是，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领袖们，就觉得从此天下无难事，“赶英超美在眼前”了，结果造成了牛皮吹破的“1958年大跃进”。在大学图书馆里，我认真查阅了1958年的《人民日报》，记下了若干不可思议的新闻标题：《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福建英湖社再夺高产冠军，花生亩产一万三千二百四十一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最骇人听闻的是，1958年9月18日的《人民日报》竟然报道说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亩产卫星”达到130434斤，成了全世界“当之无愧”稻谷冠军!西方新闻界有人认为：新闻是一种“易碎品”，最没有生命力的事物是昨天的报纸。这是浅薄之见。报纸才是最有价值的史料，真实的新闻有价值，虚假的新闻更有价值!徐水县发明了给庄稼灌狗肉汤，注射葡萄糖的“高产措施”，不仅向毛泽东吹嘘夏粮收了9000多万斤，而且秋粮要收11亿斤!堂堂的《人民日报》竟出现了“一只母鸡两小时生了8个鸡蛋”、“一个蒜头重3斤6两”、“一粒蚕豆7两多重”的神话……值得庆幸的是，毕竟还没谁说他种出了地球那么大的土豆。这些过时新闻，成了中华民族丢脸的记录。悲剧往往是由于错上加错造成的。忧国忧民的彭德怀在庐山给毛泽东私人写信劝他拨乱反正，勃然大怒的领袖却把他打成“反党集团”头子，而且下山后继续反右倾!虽然当时党中央也规定重点批判的人数要控制在百分之一以下，但是据198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从1959年到1961年，被重点批判的对象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数，竟仍高达365万之多!终于，我们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无情惩罚。读者!请你看看那几年中国人口统计数字——1958年65994万人;1959年67207万人;1960年66207万人;1961年65859万人;1962年67259万人。这是一组沉重得让许多人至今还不敢正视的数字。这组数字告诉我们，在和平年代里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情况下，人口数字一直直线上升的中国，到了1960年不但不再猛增，反而突然减少了1000万，而且1961年又继续下跌348万人!国防大学丛进在《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计算的结果是：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在4000万人左右。直说了吧，所谓“非正常死亡数字”，就是当时饿死人的数字!那么，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国内研究数字差异很大：后任人大副委员长的蒋正华研究结果是饿死1697万人;上海金辉研究结果为最少饿死3471万人;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研究数据是饿死3245.8万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