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论资排辈为何在中国盛行编者按：论资排辈是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古今皆然。知名历史学者吴思先生通过解析生动的历史故事，把“论资排辈”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值得一读。1.孙丕扬62岁时，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5年)出任吏部尚书。他的职责是协助皇帝，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将他们安排到适当的岗位上。明朝在名义上没有宰相，孙丕扬的职务当时位居中央六部尚书之首。除了皇帝，他简直就是天下最大的官了。孙丕扬是个廉洁清正的人。《明史》卷224上说，“丕扬挺劲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意味深长的是，这位陕西籍的倔老头当了吏部尚书之后，创建了“掣签法”，明朝的干部安排方式从此一变，官员们无论贤愚清浊，一概要凭手气抽签上岗了。一个聪明正派的重臣，竟把皇上托付给自己的选贤任能的重大职责，转交给了一堆竹签。按照现代管理学的原则，不同的职位对人员素质有不同的要求，选择人才时要扬其所长避其所短。这个道理当时的人完全明白。于慎行比孙丕扬年轻十来岁，当过礼部尚书，他在《谷山笔尘》卷五中批评孙丕扬道：人的才能有长有短，各有所宜；资格有高有下，各有所便；地方事务有繁有简，各有所合；上任的路途有远有近，各有所准。而这一切差别都付之竹签，难道遮上了镜子还能照见面貌，折断了秤杆还可以称出分量么？于慎行的这些批评很精当，简直就像是比照着管理学原理说出来的，而且他还考虑到了上任路途远近这个时代特点很强的问题。顺便提一句，那时候交通不便，千里赴任，通常要借一大笔债。在工资不高的条件下，还债的压力很容易转化为贪污的动力。因此，这个距离因素便关系到“德才兼备”中的“德”。赴任的官员到了千里之外，情况不熟，语言不通，办事便要依靠名声很坏的吏胥，领导和监督作用也就无从谈起。这又关系到“德才兼备”中的“才”。可见这个不起眼的距离因素也不容小看。明朝大学者顾炎武对竹签当政的指责更加尖锐。他说：孔夫子对仲弓说“举尔所知。”如今科举取士，礼部要把名字糊上再取，这是“举其所不知”；吏部靠掣签安排干部，这是“用其所不知”。---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用这套办法的大臣在知人善任方面很笨拙，在躲避是非方面倒很巧妙。如此选出来的官员赴任之后，人与地不相宜，于是吏治就要变坏，吏治变坏则百姓造反，百姓造反则大动刀兵。总之，孙丕扬创建的抽签法很危险——甄别使用人才的重任怎么能转交给没头没脑的竹签呢？这位正人君子既违反圣人的教导，又违背职责的规定，他到底出了什么毛病？2.据《明史》记载，孙丕扬谁都不怕，惟独怕太监。千千万万的文官都不敢找孙丕扬走后门，但是宦官敢。宦官没完没了地托他给亲信安排肥缺，孙丕扬安排又不是，拒绝又不敢，于是就发明了抽签的办法，让那些宦官不要再来走后门，其用心可谓良苦。宦官在名义上当然没有孙丕扬的官大。孙丕扬是正二品的高官，而宦官的头子，也就是担任太监的宦官，不过是个四品官，与孙丕扬差着四档。而且宦官是不许干预政事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规定，宦官干预政事者斩。同样，明朝也是没有宰相的，开国初期的三个官居一品的宰相似乎都不可靠，朱元璋杀掉他们，然后就废除了宰相制度，并且在《皇明祖训》中写下一句严厉之极的话：后代有敢建议立宰相者，灭九族。如此说来，孙丕扬只需直接向皇上负责，除了皇帝本人之外不必再怕什么人，但是实际情形不然。朱元璋废除宰相，就等于迫使他的子孙后代亲自出面管理国家。必须由所有者亲自出面管理一个大企业的制度，尚且不能叫好制度，更何况管理一个大国。这是个体户的思路。这个思路容不下专业分工的出现，不承认臣民之中有更善于管理而且乐于管理的专家人才。这种制度禁止外人插手代理，它自己所提供的皇帝又如何呢？显然，生长在深宫内院的皇太子，对民间实际情况的了解必定是肤浅的，中国的儒家教育又是春秋笔法的隐恶扬善教育，告诉学生的都是理想的模式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说这是理想的，等等。教的那一套与实际情形相去甚远。也就是说，一个满脑子教条和理想的书生，就是这种制度所能提供的最好的领导者。这不过是一个有德无能的最高管...